第040站　黑水县城

从达古冰山景区出发，继续沿S302省道向东，进入黑水县城（芦花镇）再找寻芦花会议会址。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达古冰山景区［S302省道］向东7km→岔路口右行，路标指示往成都方向（进入芦花镇的方向），进入黑水县城（芦花镇）［彩林路］0.5km→经过黑水县广播电影电视局，路右侧见“长征驿站”的牌子即右转上坡0.5km→芦花会议会址。

我们驶离达古冰山景区停车场，左转重回S302省道向东。

东行很快就到达了黑水县城（芦花镇），海拔2350米。藏语安多方言称黑水为“措曲”，“措”生铁之意、“曲”水之意，引申为黑水，也因河流贯穿全境的河水呈黑色而得名。

1935年7月至1936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近9万人次先后3次驻扎和过往黑水（芦花）地区，是红军长征中进出次数最多的地区，逗留时间约150天。红军长征翻越的5座大雪山中3座在黑水境内，即长坂山（雅克夏雪山/马塘梁子）、仓德山（昌德山）、打古山（打鼓山、达古山）。第一次，红四方面军最先到达黑水，1935年5月15日，红四方面军到达茂县后发出《对番民的十大约法》，讲明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番汉穷人联合起来”，并派人送信给黑水头人，希望他们让路，以便北上；6月下旬，派代表到黑水与头人们进行会晤联系。说明红军借路过黑水的意图。7月2日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抵达芦花。6月至8月，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和路线，红一、四方面军合组的一部翻越长坂山、仓德山、打古山三座雪山，经过黑水去往草地。当年在黑水（芦花）地区，从二古鲁至大、小铁别10多公里沿途都驻扎了部队，中央领导机关驻中芦花（奎底垮），电台通信机关驻泽盖。第二次，1935年9、10月，由于张国焘未执行毛儿盖会议决议，命令已走出草地的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原路返回金川南下，又经黑水去卓克基。第三次，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7月在甘孜会师后。分左、右路纵队北上，右路纵队翻越长坂山（雅克夏山），于7月17日进入黑水境内休整、筹粮半个月左右，后经黑水去毛儿盖。其中驻芦花的部队有千余人，驻营5天左右，在离开的前一天，还在茸尔章（今黑水林业局机关住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

在黑水期间，红军筹得大批粮、食盐及御寒物资，为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牦牛革命”）。红四方面军曾在黑水瓦钵梁子一带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组织。同时，红军既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又遭国民党军及当地反动武装的阻挠袭击，加之气候恶劣，粮食匮乏，流行病发作，有近万名红军指战员将忠骨埋在了黑水。

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自两河口会议出现裂痕后，张国焘和实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不合拍，导致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进行协调和弥合，当然，也少不了斗争。

芦花镇在长征史上的重要性，一是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二是张国焘在芦花会议　上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得到了可以指挥全军的大权。

进入县城（芦花镇）时，靠右行驶，就进入芦花镇彩林路了，但是芦花会议会址不在公路边上，看到路口一边是“热拉招呼站”的牌子，另一边是“芦花会议会址长征驿站”的牌子，这就是去芦花会议会址的乡道了——主街道的路左边有一条上坡水泥路（图1），沿小道上坡，可到芦花会议会址（泽盖村中芦花组）。

爬到半坡，看见“长征驿站”红字招牌就可以停车了，这里就是芦花镇泽盖村中芦花组，芦花会议会址就在泽旺家（图2）。

泽旺是当年的小头人。芦花会议后不久，红军长征离开这里，自此，泽旺及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一代接一代地守护在这里，目前，由泽旺的曾孙子苏朗彭初接管守护着。而今，这房子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基本保持原貌。

芦花会议会址的院子门前（图3）立着好几块石碑“芦花会议会址”“阿坝红军长征遗迹芦花会议会址”，门楣上方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会址”。

女主人在家，让我们进入院里，迎面是一幢三层楼。楼门楣上方挂着“光荣之家”“共产党员户”（彭初当过兵，是共产党员）。女主人为我们打开楼门。芦花会议会址在二楼，从木楼梯上二楼（图4）。在楼梯旁挂着《四代红色守护人》事迹展板。

二楼的芦花会议的会议室门口（图5）经过藏式风格的精心装饰。

芦花会议的会议室非常简陋，只有几条长条凳和几张木桌（图6）。

在会议室外的楼道里挂着几幅宣传画（图7、图8、图9），都是在城里难以看到的。

女主人给我们介绍了当年红军长征到此和召开会议的情况。看得出，她对自己家成为长征史上著名的地点很自豪。我们也感谢他们一家四代为保护长征旧址所做的贡献。

后来看到展示的图片，说明泽旺家屋旁有红军首长拴马用的树（图10），但是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去看。

我们在此回顾当年的芦花会议。

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7月18日、21日在芦花两次召开会议。

7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就是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与会的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红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归他们指挥。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

会议当天，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向红军各部首长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就这样，针对自中共创建以来，解决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问题的会议结束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了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在此之前，周恩来在长征路上一直是军事上“总负责”“最后决定”者的领导角色。

当时彭德怀等人还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后权有多大？他一上任，就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红四方面军各军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即三军团）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当然，远在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也断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还以为他们电信联系的一直是中共中央呢，后来到了甘孜才明白！这才有我们所说的甘孜“龙”“焘”会一幕。

接着，7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博古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凯丰、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13人。张国焘首先做关于红四方面军发展历史的报告，接着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就红四方面军军事方面的情况和政治工作情况做了补充报告。会议对3个报告进行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发言。发言中，对红四方面军在巩固和发展、提拔工农干部、壮大红军、扩大红军、遵守纪律、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创建通南巴新根据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发言中也指出了退出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根据地以及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发言的调子并不完全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会议结束前，张国焘做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这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决议。

有资料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无论张国焘其时处于何等地位，向中央汇报工作、在红四方面军放弃苏区的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符合组织要求的。问题是，在红军去向未定。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在这个不毛之地争论如此问题，是有所用意的。加之，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徐向前在芦花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

为加强前方作战的统一指挥，利于部队迅速北上，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以加强其参谋工作。红四方面军则抽调了3个团3700余人充实中央红军。7月21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名义发出《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红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其中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参谋长均为抽调来的红一方面军干部。）

以下是1935年7月—8月，以中央红军为主的部分组织序列表（图11）。表中第二层误为“第一军”，应该是“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的原“军团”序号不变都改为“军”，仅第九军团改为第三十二军（因红四方面军已有第九军）；此序列虽然没有列出红四方面军，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现在高层领导中。

会议期间，继续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又发布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本来是应该尽快打通松潘去往甘南的大道的，但松潘终究没有拿下，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从而大大增加了长征途中的困难和部队的损失。时至今日，对没有按计划进行“松潘战役计划”的原因有多种看法，包括张国焘拖延北进、贻误战机，国民党胡宗南部得以完成了扼守松潘的多方部署，红军缺粮、亦无重武器而无力攻击城防坚固的松潘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步步进逼，对红军形成了北堵南压的态势，等等，不得不说，内因是红军内部出现了极大的纷争干扰！

8月初，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经由阿坝北上；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第一、三、四、三十军）经由班佑北上。中央及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

附：红军长征在黑水

红军在黑水筹粮、熬盐，筹措防寒物资，借路北上。当地上层反动土司头人同国民党相勾结，指挥土兵与红军发生大小战斗80余次。红军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毛儿盖等地也发生了战斗。频繁的作战，加之疾病、饥饿和劳累，近万名红军牺牲在黑水，这在长征路上极其罕见。多年后的1943年，燕京大学于式玉教授和一群教师进入黑水，她的见闻写在《黑水之旅》中：他们跟随一个商队上了雅克夏山，在下山经过马河坝的丛林时，“在森林密处，常见成堆的嶙嶙白骨。据说民国二十三四年间，红军经过黑水，遭受极大损失；因为黑水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使他们在此饿死者与被击死者五六千人。现在（1943年）黑水有数千支枪，全是红军当时留下来的。日观荒野上的白骨，追想当时的惨烈，实是人间的大悲剧”。

有记载的，红军在黑水境内有比较大的伤亡：1935年6月20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一部进入木斯部寨后，遭土兵袭击，伤亡几十人；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大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翻越长坂山到马河坝，因饥饿、寒冷、阴湿和脑膜炎、痢疾等原因，沿途近500人倒下；病魔在红军部队中继续蔓延，红军大部在泽盖驻扎一月余，病魔就夺去了2000余名指战员的生命；周恩来也在黑水患病，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毛儿盖；一方面军驻守芦花后山喇嘛庙附近制高点的部队遇土兵袭击，先后牺牲20余人。

红一、二、四方面军前后3次途经黑水（芦花）地区，在黑水境内为过草地准备了必需的粮食、盐巴和其他御寒物资。红一、四方面军为了过草地，在黑水芦花和毛儿盖各设一个筹粮委员会，当时要求每个战士必须筹够10天的粮食，一天八两主食（玉米面、青稞面）和四两干野菜。

红一、四方面军到达时，国民党军阀和当地头人、土司相勾结，恐吓群众，颁布了一个《惩治条例》，规定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当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藏民在高压政策下，不得不把粮食、物资坚壁起来，把牲畜赶到深山之中，逃避一空。

此时地里的青稞已经开始变黄，勉强可以食用，为了不被饿死，不得不割地里的青稞煮食。红军一方面开始收割青稞，并四处派人寻找藏民回家，宣传红军的主张，给付粮食价款，并在收完粮食的地里订上木牌写明情况，以作借据。

聂荣臻回忆：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到了黑水、芦花一带，部队要四处筹粮运粮。这一带有很多大喇嘛寺。刷经寺是其中最大的。寺里大喇嘛都很阔气，连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藏粮很多，但是不能随便取用。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起用了藏民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着这个木牌向红军部队索要粮款。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红军收割藏民青稞这一史实，亲历者们一直没有忘记。长征结束后不久。邓发、舒同、贾拓夫等人，就曾在文章中有过记载和叙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邓发，1936年就曾以“杨定华”之化名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发表过《雪山草地行军记》的文章。他在文中曾就“全体动员割麦”的情景，有过具体叙述：“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分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8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的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地劳动着。”朱德总司令“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岁之徐特立、林伯渠，也来帮忙弄麦子”。

收割青稞那是全体动员！不仅指战员们，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有康克清以及妇女们都参加了割麦、运麦、打麦工作，周恩来在病中坚持用手搓麦粒。毛泽东割麦时借了当地藏民的镰刀。因走得匆忙忘记了归还，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20年后的1955年夏，“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组来黑水拍摄《万水千山》外景时，毛泽东委托导演冯一夫代他寻找那把镰刀的主人，嘱咐说，找到后或还他一把镰刀，或折价给他钱，并表示多年来的歉意。

除了到地里收青稞，红军还不得不到藏民家里找粮食。藏民的粮食有的藏在地窖，有的藏于山洞，部队找粮相当困难。杨成武《忆长征》一文中讲道：“一军团四团在芦花一带筹粮时，找到一家头人的牛栏下，发现新砌的一堵墙，墙上糊的稀泥还是湿的，拆开一看，里面几口大锅里盛着青稞麦，也有一坛坛玉米、黄豆、酥油。同志们把它叫作‘密窑’，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

我们曾经听父亲田长华说，那时最兴奋的事，就是发现藏有大量粮食的地窖，大家争先恐后地钻进去把粮食背出来，灰头土脸也在所不惜。

谢兴华回忆：“我们在瓦钵梁子筹粮，是要用川板买，我们共买了二三十万斤的粮食，是以苞谷为主，还有一部分青稞麦子，买了粮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苏那一带河边上有七八盘水磨推面，然后送到维古，都要给工钱，一天给半个大洋，运到维古以后交给三军团。”红军筹集的粮食，一般在几个寨子中心的地方设一个粮食仓库，集中储存。

毛儿盖粮委的筹粮工作有相当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据萧锋的《长征日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二辑等史料载述，驻毛儿盖的红军筹粮队曾分两路到小黑水区域的扎窝、晴朗、麦扎、知木林一带开展筹粮活动，重点在扎窝。扎窝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红军在这个寨子共征集陈粮10万斤，收割地里的新麦子、青稞9万余斤。

红军在黑水筹粮约半个月时间，共筹集粮食710万斤，其中在境内驻扎整训时耗用约600万斤，带走约110万斤；熬制土盐约5000余斤；借用宰食各类牲畜3万余头，折合肉约100余万斤；借用各类畜油1万多斤；还筹集了大批牛毛、羊毛、畜皮、兽皮、毪子（藏民用大麻、牛羊毛纺织成的御寒品）等御寒物资，为红军的北上，为红军过草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附：徐向前和彭德怀会面在维古河边

当年，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维谷的会面堪称一段佳话：懋功会师时徐向前尚在理番，20多天后，他收到彭德怀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徐向前立即回电表示热烈欢迎，并约请彭德怀到维谷河的渡口会面（因此，彭德怀是由南往北到黑水，徐向前是由东往西到黑水）。维谷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水深流急，难以徒涉，靠铁索桥往来。但徐向前到达桥头时，桥索已被破坏。这时，对岸走来一支队伍，为首的身材粗壮，头戴斗笠。双方隔河呼喊，谁也听不清。徐向前看到对岸抛过来一物，捡起来看，是石头拴着纸条，写着“我带三军团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也写了纸条“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照样抛回去。双方这才知道来者身份。随后，通信兵架通电话线路，彭德怀和徐向前隔河用不同的乡音通话问候，并约定次日改在一个叫作亦念的地点再见。第二天，徐向前和彭德怀几乎同时到达亦念，徐向前率先“乘坐”溜索竹筐滑到对岸，彭德怀快步迎上来，两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紧握双手。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你有这种本事。”徐向前笑答：“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如今，溜索（图12）依然是峡谷地带渡河的工具之一。

在芦花镇还有黑水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在“5·12”大地震后改建。

陵园中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高10.5米，塔顶是持枪挥舞的战士塑像。

陵园中的纪念塔后方是3座红军无名烈士大墓，安葬着1935—1936年牺牲在黑水境内的近万名红军烈士遗骨，墓前石碑上面铭刻碑文：“天上有几十架敌人飞机轰炸，扫射，地下有几十万敌人军队的围追堵截。你们翻越了高耸入云霄的大雪山，走过了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不幸英勇牺牲了！你们用鲜血铺平了长征胜利的道路，你们的牺牲换来今天各族人民的解放。”

陵园中的纪念塔两侧安葬着1952年解放黑水和1956—1960年平叛剿匪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及民兵民工463名。黑水平叛剿匪斗争非常严酷。国民党残余部队纠集当地的反动武装共5000余人准备在黑水建立一个“陆上台湾”，台湾当局也向黑水空投物资给予支援，局势十分严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1万余人的部队、5万多民工、10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参加了规模空前的黑水剿匪战役。1956年拍摄的电影《猛河的黎明》就反映了黑水剿匪的战役。

至今，黑水民兵依然是高原藏区民兵的一张亮丽名片！2010年12月，军委首长称赞黑水民兵“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攀登，是全国民兵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