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7站　卓木碉

从金川县城出发，先向北，过了白湾隧道右转再入G317国道再向东，在一个检查站前的路口左转向北，去脚木足乡白莎村。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离开［G317国道］后，去卓木碉的小道的路况较差，道路狭窄，路面破损严重，途中还会和大货车会车，有一处上坡转弯的口子仅能一辆车通行。

金川县城［S211省道］60km→白湾隧道右转［G317国道］向东17km→去“脚木足”的路口左转（有路标，往前是一个检查站）［无名乡道］14km→旅游路标指示“右转往卓木碉会议旧址2km”，右转进村走小道（途中有岔道且无路标，需打听）3km→白莎（白赊）村，即卓木碉会议旧址所在地。

离开金川县城，我们去脚木足乡，是要去看看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地方。来金川的时候在路上没有发现去往脚木足乡的路口，现在往回走，格外仔细观察路口，幸好还是及时发现了它。在这个路口转弯后就是乡道，路况很差，天下着雨，还有大货车占道，走得小心翼翼。走到一个村头，总算看见了一旅游标牌——“卓木碉会议旧址2km”（图1），右转。

就这2公里路也不好走（其实不止2公里），还有岔道。途中路边有一个“路标”——一座石砌碉堡（图2）！这是什么时候、由何人修筑的？不得而知。

狭窄的桥梁、狭窄的小道（图3），弯弯曲曲通往山里。

我们懵懵懂懂地驶入一个村子，迎面是高大的碉楼和金顶的小庙，一问老乡，确实是到了我们的既定目标脚木足乡白莎村（白赊寨），“白莎”的藏语意为“跳舞的寨子”。白莎村就是“卓木碉会议所在地”（图4）。村子海拔高度约2420米，村中空地可停车。

脚木足，嘉绒藏语的发音应为“脚木脚”，嘉绒藏语“脚”是山谷的意思，“脚木足”的藏语意为“山谷里的河坝”，这里地处脚木足河即大渡河上游河谷，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马尔康的粮仓。脚木足曾被音译作“卓木碉”（“卓”与“脚”的发音近似）。也有说是因为白莎村有两个雄伟的碉楼，所以白莎村也被称为“卓木碉”。我们清楚地看到白莎村（“卓木碉”）地处脚木足河谷（图5）。

当年的白莎村（白赊村）不大（图6），村里只有40多户人家。

张国焘喜欢“卓木碉”的名字，这符合他要做的一件大事——“我们就是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为此，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白莎村（白赊村）喇嘛寺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也有称“松岗会议”的（因当年此间是松岗土司属地），这是红四方面军史上第一次“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四五十人。

卓木碉会议（张国焘率领红军南下并且另立中央）：1935年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及活动分子会议（史称阿坝会议），通过了张国焘所作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为主要内容的报告，极力诽谤、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10月初，张国焘率红军南下，总部迁入卓木碉（今脚木足乡）。5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赊喇嘛寺主持召开了有数十名军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再次批判中央北上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宣布另立“中央”。虽然遭到朱德等人抵制，会议在张国焘把持下，还是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定》，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史称卓木碉会议。

卓木碉会议的会址白莎寺（白赊寺），今已无存，川主寺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一幅白莎寺早先的照片（图7）。

在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白莎寺的残断壁垣、残存的几堵石墙的遗迹照片（图8）。

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喇嘛寺门口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幅画得很蹩脚的漫画。寺内会场的台子上悬挂着横幅标语，气氛很紧张。

关于卓木碉会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有相关段落：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的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张国焘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他保持了沉默，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坐在一边“吧嗒吧嗒”吸个不停。

张国焘还是有些工作方法的，他先指定“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非常有导向性和说服力，助推会议气氛达到高潮。徐向前虽然没有点这位“军干部”的名字，但是，此时和红四方面军在一起的红一方面军“军干部”只有那么几位——红五军团（即红五军）的董振堂、李卓然，红九军团（即红三十二军）的罗炳辉、何长工。后来，董振堂在西路军征程的高台血战中，最后一刻举枪自尽，毛泽东赞誉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而其他3位“军干部”都再次北上、走完了长征，革命到底。

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共青团中央”。在会议上宣布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同时成立的还有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

为了壮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并拢住在红军中有声望的领袖，张国焘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国焘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撤职查办。”

会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徐向前明言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朱德在会下专门与张国焘做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坚持劝说朱德出马：“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朱德的话令张国焘沉默良久，但他记住了朱德“转圜余地”的这句话，近40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坚决反对另立“第二中央”的态度，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次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干部中的“窃窃私议，不可遏止”。

在卓木碉期间，还成立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大金省委”。

10月7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开始南下作战。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大举南下。

我们在白莎村里寻访。当年的白莎村（白赊村）仅有40多户人家，如今扩大了许多。红军在这里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是乡亲们都知道红军在这里的一些情况，二是大部分人听、说汉话没有问题。村子里布满碉楼啊。可能因为“卓木碉会议”是一次搞分裂的会议，所以，村内没有树碑立标。一进村就看见高大的碉楼，这是当年被称为卓木碉的两个碉楼中的八角碉楼（图9），保存完好。

村中当年被称为卓木碉的两个碉楼中的四角碉楼（图10），顶部已经坍塌。

走到村边可以看见脚木足河边的高坡上有一座金顶寺庙，就是白莎寺（白赊寺）（图11），当然，这是重建的，并且已不在原址上了。

向高坡看去，不止一座寺庙，再高处还有大型的坐佛像，显然是近年新修建的。

《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20世纪80年代重走长征路时，特意在这里的脚木足河河谷中找到了刻在岩石上的几条红军标语，石刻的标语是“打到成都去，活捉蒋介石”，而非“打到成都去，南下吃大米”。

从脚木足乡里走出来的画家班玛龙真说，当年他爷爷曾划着牛皮船从脚木足河顺流而下送张国焘等人到大渡河。20世纪70年代，班玛龙真在这儿找到了一部美国造柯达折叠式照相机和一枚手雷，老乡都说这是当年红军遗留的。

这里极少有外人来，我们是不速之客，立即引来了藏族村民们的热情指点（图12）。

村民们一致指认给我们当年张国焘在村里住过的人家，离八角碉楼不远。当我们兴冲冲地来到这家的院子门口时。看到一位藏族中年妇女在院子中收拾东西，听我们说明来意，她连连摆手，冷冷地回了一句：“什么张国焘，不知道！”

看来，连老乡都讨厌张国焘啊！主人不欢迎，我们有些狼狈，匆忙乘着女主人不注意，拍了一张照片（图13）就走。回来一看，照片还有些“虚”了，命该如此吧。

当年，红军在脚木足乡孔龙一个村就筹集到7万多斤粮食。据查，在脚木足乡孔龙村，留下了红军标语“回蕃汉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官僚军阀的土地，平均分给工农穷人”（图14）。在蒲志村，也留有红军标语。

有一幅照片（图15）表明了朱德总司令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引导和团结了大批红军指战员。图为朱德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影。

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结局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于10月致电“彭毛等同志”：“（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而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应张国焘的电报，直至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后的11月17日，才电示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就这样，张国焘另立的“中央”一直到1936年6月6日才在甘孜被迫取消。

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主要原因是不得人心以及红二方面军来到了跟前，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林彪的堂兄）的声音，他由苏联经蒙古潜回国内到达陕北。他带来的电报密码使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他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小范围公开了长征途中在俄界（今高吉村）做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廿二日

1月24日，张浩又一次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张国焘回复一封长电，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毛泽东等人的“机会主义”表现，仍然批评中共中央的“北上路线”。他的这封电文还是以其“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使张国焘坐不住了。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936年5月20日，张浩同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迫于大势所趋，张国焘于6月6日在炉霍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并共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