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5站　丹巴县城

我们的实际行程是从甘孜县城返回炉霍县城，再向东去丹巴县城的。原本计划行程是：甘孜县城→炉霍县城→金川县城→丹巴县城（章谷镇），但是，途中遇见的游客和货车司机都说G317国道很不好走，还有路段封路。听人劝少受难，我们临时改变路线，走来时的路先去丹巴县城，即：甘孜县城→炉霍县城→道孚县城（鲜水镇）→八美镇→丹巴县城（章谷镇）→金川县城。

注：我们这一段行程不够合理，后来审视，应该在到达八美镇时，先向东去丹巴县城（章谷镇），其后可以：丹巴县城（章谷镇）→金川县城（金川镇）→炉霍县城（新都镇）→道孚县城（献水镇）→甘孜县城→班玛县城。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甘孜县城（沿［G317国道］返回）向东97km→炉霍县城（新都镇）右转进入［S303省道］向南74km→道孚县城（献水镇）20km→斯木乡55km→八美镇左转进入［S303省道］向东23km→大炮山（路边眺望）59km→丹巴县城（章谷镇，海拔约1900m）。

我们从甘孜县城返回炉霍县城（新都镇），再次行驶在S303省道上，出县城约20公里，是斯木乡。我们之前在炉霍博物馆看到照片，这里有一个红军渡口（图1），曾有老红军旧地探访。

可是，我们反复搜索，在路边也没有发现“红军渡口”的牌子，倒是看到了一个小园子，是炉霍县地震遗迹地质遗迹区，立碑“世界著名地震断裂带——鲜水河大断裂”（图2）。

随后，我们再到道孚县城，在这里考虑要不要去党岭山闯一下。党岭山是折多山的主峰（图3），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

说到红军翻越雪山，我们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党证的故事》：翻越雪山时，因为严寒、饥饿、缺氧，红军在雪山上伤亡很大，常常有人倒毙在雪路旁。有个倒毙的红军战士，他僵硬的身体已被雪掩埋，可是他的手臂却高高地伸出雪地外，在他的手中紧紧地捏着一本党证。战友将他的党证从冻硬的手指间抽出，翻开来看，在党证本子中夹着一块银圆！这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要做的事——交最后一次党费！这座雪山就是党岭山，这位党员的名字叫做刘志海。

1936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了党岭山，同时创造了红军在最寒冷的季节、爬得最高、路程最远的一次翻山纪录。党岭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海拔5596米，上下山约200里。站在山脚，当地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最高温度也在零度之下，但很多红军却穿着单衣，有的人甚至光着脚。先头连队根据向导的指点，用刺刀或铁锹在陡峭坚硬的雪地上挖出一些踏脚孔，大家紧紧跟随着前进。四肢早已被冻得没有了知觉，脚被冻裂，一路上留下斑斑血迹。若有人不自觉地停下或体力不支歇一歇，就可能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上山时，最苦的是负重多的伙夫（炊事员）、挑夫，而我们的父亲田长华恰是伙夫，若不是他已有了翻越夹金山等雪山的经验、充分的准备和良好的体质，也会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徐向前回忆：从丹巴至道孚，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顶天矗立，海拔5000多米。山上积雪终年，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像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前锋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12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3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朱德总司令年已50，他和战士们一道翻越了党岭山。徐向前回忆：为了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准备好坐骑、担架，但他都让给伤病员用了。

如今在党岭山夏羌涅阿垭口，还保存着一座没有墓碑的红军坟，来此的人若无指点，会以为那是玛尼堆，但它却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坟！

不过，我们打听加分析的结果，还是放弃了去党岭山，因为从道孚县城到党岭山虽然不太远（距离党岭村约50公里），但问到的司机师傅均无人去过，地震后的路况也就无人知晓了。回京后，我们还记挂着党岭山，上网查询一番，得知党岭山尚在旅游开发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徒步旅游者和摄影爱好者的青睐，他们大部分从丹巴县城去到党岭村，再步行翻越夏羌涅阿垭口去道孚，也有一部分人反方向走，从道孚沟翻越夏羌涅阿垭口去党岭村。

我们继续前行到八美镇，沿S303省道去丹巴县城。从八美镇行驶约24公里（未到达热水塘之前），路右边就是大炮山，不过无人指点，我们举目四望，不得要领。大炮山在丹巴县城向南，由红五军向康定方向防守。1936年1月，敌五十三师向驻守大炮山一线的红军发起进攻，12日攻占牦牛村，13日又占小牦牛村。红军反击，数次激战后，收复牦牛村，并恢复大炮山一带防线，直至7月北上离开丹巴。

我们再前行到达丹巴县城（章谷镇），海拔约1900米，下降许多了。丹巴，藏语称为“诺米章谷”，意为下部农区群岩之首，处于大渡河源头，素有“大渡河畔第一城”“千碉之乡”“美人谷”“天然地学博物馆”等美誉。当地盛产苹果、石榴，而且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县城处于狭长的河谷地带，沿着大渡河一溜排开，街道比较狭窄，不能停车，我们挨着寻找，街边的宾馆酒店都没有停车场，直到快出县城了，阳光度假公寓的老板看出来我们在寻找住宿，主动招呼我们，并把她的临街库房腾出来给我们停车，我们这才落脚。这一偶遇，让我们有意外收获——一是我们喝上了“家里味道”的稀饭；二是遇上了藏族老革命给我们指点。先说喝稀饭，我们重走长征路10多天了，每天安顿下来首先做的事，竟然是找稀饭喝！虽说我们姐弟算是四川人，可毕竟是吃内地“汉餐”的胃口啊。公寓的老板很痛快地说，这哪里有稀饭啊，就在我们家喝吧！结果，我们喝上了用高压锅煮的绿豆稀饭，配菜是当地特产牦牛肉、凉拌黄瓜、炸花生米。再说藏族老革命，就是公寓老板的老父亲杨正江（藏族老革命杨正江，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藏民团，从壤塘武装部部长的位置退休的），他听到我们是红军后代走长征路，特意给我们介绍了红军在丹巴的大致行程，为我们指点了红军的遗迹遗址，最后把他珍藏的《雪山雄鹰　藏民团》一书赠予我们（图4）。

老部长还特别嘱咐我们：那个“格勒得沙”（注：“格勒得沙”指的是红军在丹巴县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名称）念得不对，你要是对藏民这么说，人家肯定听不懂。

我们住的公寓，窗户下面就是大渡河，虽然不是汛期，河水仍然湍急（图5）。

红军在1935年5月、10月两次进占丹巴（执行《绥崇丹懋战役计划》时。左纵队中的红四军从党坝地区强渡大金川河，10月11日渡河沿西岸疾进，12日克绥靖，击溃守军2个团，继向南发展，16日克丹巴县城）。从1935年10月红五军（红五军团）与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驻守丹巴起，至1936年7月接到命令后，沿大金河谷西岸经绥靖（今金川）离开丹巴再次北上，红军前后驻留时间近一年，是红军驻留时间最长的藏区，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组建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红五军驻守此地时间最长。丹巴之最包括：在康巴地区第一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组建第一支藏族红军武装；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牺牲的红军烈士最多；遗留老红军最多；红军留驻时间最长等。现在丹巴境内还有着红军长征经过的党岭山和独狼沟等独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地。

1935年6月，红军进入今小金区及川口区的中路乡和梭坡乡后，便在当地建立工农政权。同年10月，红军占领丹巴先后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及7个区级和47个乡、村级苏维埃政府。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及中央政府在绥靖（今金川县）建立，丹巴县各级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更名“格勒得沙”苏维埃政府。

在丹巴县比较有名的红军遗迹遗址有：甲居藏寨（在甲居藏寨导游图上，红军藏民独立师部遗址、红五军团政治部遗址赫然跃其上）；梭坡古碉群；顶锅山（顶果山）寺庙（红军借住并在此作战，至今保存着红军骨灰和红军遗留下的公文包、手雷、弹壳、枪管等物品）。红军在丹巴期间，留下了大量的石刻标语。

距丹巴县城6公里的甲居藏寨是红五军（军团）政治部遗址、藏民独立师遗址所在地。在《甲居全景导游图》上都有标示。“甲居”，藏语是百户人家之意，这里居住着嘉绒藏族140余户，整个藏寨从大金河谷依着起伏的山势层层叠叠向上攀缘，一直伸延到卡帕玛群峰脚下，散布在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

红五军原为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于1935年7月21日改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代理政委曾日三。8月，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红五军编入左路军，未能北上，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在丹巴一线担任警戒任务。1936年1月，红五军和红三十三军合编为五军（原五军部队缩编为十三师。原三十三军缩编为十五师），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红五军亦随红四方面军于7月再次北上。长征结束后，红五军在西路军中苦战，1937年元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

红五军团政治部遗址（位于甲居佛爷岩）是一座破损的碉楼（图6）。此时的“红五军团”应标注为“红五军”才准确。

距此不远，是丹巴藏民独立师遗址（图7，位于聂呷乡卡恰寨子，也有说喀卡三村），也是一座碉楼（图8）。

丹巴藏民独立师，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红军正规藏族革命武装，其前身是1935年12月由红五军组织成立的丹巴番尼独立团，藏民马骏任团长，1936年1月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同年3月正式纳入红军编制，授予番号“大金川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师”，驻防丹巴，下辖3个团，每团直辖5—6个连，马骏任师长（还任丹巴县“格勒得沙”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中权任师政委，全师约2000余人，红四方面军从正规部队抽调了100余名干部战士到独立师工作。

在甘孜藏区提起马骏这个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丹巴更是作为当地人们心中的英雄。马骏，藏名麻孜·阿布，马骏是麻孜的谐音，在嘉绒藏语意里有“人民的骄傲之意”。独立师政委李宗权在纪念文章中这样评价他：“独立师就是在马骏这样一位有知识、有气魄、有能力、有教养的师长带领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任务。我和马师长相处得像一个人，一对亲兄弟一样，心情十分愉快和舒畅。人与人相处再也没有比相互理解更崇高了。”

藏民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西起绥靖、东至党岭山约300公里长的交通线的警戒任务，除完成警戒任务外，还直接参加了数十起战斗，其中，有在大炮山一带反击国民党李抱冰部的战斗。有1936年2月保证丹巴至道孚通道畅通的独狼沟口战斗。

在红四方面军即将再次北上时，由于马骏曾对张国焘在统战工作上的一些过“左”的做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加之他参加革命前曾替千户做过事，其姐夫又是世袭头人，张国焘怀疑“马骏是少数民族上层知识分子，反复无常，肯定不会同我军北上。在我军离开时定会叛变，反对我军”，两次电令九十一师将马骏秘密处决。马骏被残忍杀害时年仅31岁。1936年7月，藏民独立师作为后卫部队跟随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离开丹巴北上，由于独立师失去了马骏师长的号召力，再加上粮食等物资供给跟不上，一些独立师的藏族战士不愿离开家乡，于是，独立师被解散，对不愿北上的战士，发给盘缠回家；愿意继续北上的，编入其他部队。就这样，藏民独立师前后历程不到一年。具有革命传统的阿坝人民，在1951年8月1日又诞生了成都军区藏民一团（我们得到的《雪山雄鹰　藏民团》一书，就是描写此团的）。

1988年，马骏冤案经反复调查核实，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89年1月31日，丹巴县人民政府召开为马骏同志公开平反昭雪大会，马骏的英雄事迹再次公诸于世，并为他竖立了雕像（图9）。

在小金县城往丹巴县城的一座小桥头，矗立着一座1996年建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从碑文可以看出，这里祭奠着抗美援朝、民主改革时期和红军长征时牺牲的革命烈士，丹巴藏民独立师的马骏师长也在其中。

在丹巴县城的一个行程，是去梭坡古碉群观景台。1935年11月上旬，“天芦名雅邛大战役”时，红四方面军右纵队倪志亮、许世友、王建安、罗炳辉、何长工、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朱明、李德生、周世元……一大堆后来的开国名将都从梭坡这儿去的汗牛。梭坡是我国西部藏羌地区高碉分布最密集的乡村。位于大渡河对岸的蒲角顶山寨的最高处，有一座隐约可见的古碉，便是享有“嘉绒碉王”之称的十三角碉，也是现存唯一的十三角碉。梭坡古碉群观景台与梭坡古碉群（图10）隔着大渡河，比靠近看更有气势。

石碉楼是嘉绒藏族的住所。这种石碉楼民房居室和堡垒兼为一体。碉楼有一般有四五层楼，从三层起正面和两侧都有围廊（围廊的作用是晒农作物）。石碉楼的墙上用石灰或白泥画上了日月图案，与墙顶、门檐上的白石相呼应，顶层外缘都环围着黄、黑、白3种色带。这是嘉绒藏寨的一大特征，也体现了石碉楼的美感。

丹巴县是“千碉之国”。在丹巴县境内大小金川及大渡河上游两岸的村寨、山脊和要隘处耸立着无数的古碉建筑。现存古碉最早修建于唐代，最迟为清朝平定大、小金川之时。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县境内尚存古碉166座，尤以梭坡古碉楼群（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有82座，梭坡是我国西部藏羌地区高碉分布最密集的乡村）、中路古碉楼群（共21座）、蒲角顶古碉楼群（共29座）三地最为集中。其余各乡散存32座。丹巴古碉建筑形式多样，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十三角，尤以四角碉为最。碉楼高度由10米、20米逐渐发展到30米、35米。从功能分类看，大致可分为家碉和寨碉两类。家碉以户为单位，依房而建；寨碉以村或部落为单位，一般建于道路要塞、山梁高处。寨碉又根据其作用可分为烽火碉、要隘碉、界碉、风水碉和战碉等。还有专门为土司守备而修的“官寨碉”。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争期间，由于当地碉堡林立，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将一批俘虏和工匠带到北京香山专门修建这种碉堡以供研究、演习攻击战术，因此，至今在北京香山仍然保存着一些同样由片石砌成的古碉。

附：红军在丹巴境内经历的数次战斗

进攻丹巴县城的镇布河坝强渡大渡河：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九军攻占懋功（今小金）后，为了警戒和钳制康定方向敌军，清除在丹巴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沿小金河谷挺进丹巴。6月，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从中路乡翻山到达山脚的梭坡莫洛河坝。由于没有渡船，红军只好在河坝的喇嘛寺里用当地老百姓支援的牛皮船、木板、原木等制作成简易木筏渡过了河。这时从格宗、蒲角顶、白呷山赶来增援的敌人会同驻守在这里的宋达守军依靠人数上的优势，对渡过河的几十名红军发起了疯狂的攻击。渡河红军被迫乘木筏返回，回渡中木筏被炮弹击中，部分红军战士落入河中，瞬间被汹涌的河水吞没。剩下的红军只好沿原路返回了懋功地区。这次红军没能进入丹巴县城。

攻占丹巴县城的巴底南街之战：1935年10月12日，红军攻占绥靖（今金川县）。14日，红五军和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沿大金川西岸南下，逼近丹巴县城。经过激烈的南街之战歼灭敌2个团。丹巴守军旅长余松林看见红军英勇善战、势不可挡，于是无心防守，下令破坏桥梁、烧毁房屋，分三路沿大渡河、牦牛河、大桑河谷匆匆退守孔玉、乾宁，退回康定。红军于16日攻占丹巴县城。

大炮山反击战并围攻顶果山与五里桥伏击战：1936年1月11日，国民党李抱冰部五十三师黄正英三一三团突然向我驻守在大炮山一线的红五军（红五军团）发起进攻，两日内相继占领牦牛村和小牦牛村。红军退回铜炉房一带防守。14日，军长董振堂率二十三团的2个营、四十三团的2个连赶来，与退守铜炉房的红军会合，当晚派出一个连的兵力突袭小牦牛村，取得成功。敌军退回顶果山，与红军对峙。18日，红军以2个连的兵力向敌人发起强攻，未能取得胜利。21日，敌军以2个营兵力迂回到顶果山制高点，红军以3个连兵力与其激战数小时后击退敌人，并乘势猛攻，再一次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23日，敌军终于等到康定方面李抱冰增派的援军刘团。红军佯装兵力疲惫撤退，撤退到牦牛河五里桥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泥冲沟设下埋伏；另一部分继续撤退诱敌深入。当敌刘团进入伏击圈后，遭红军夹击，死伤300余人，被俘100余人。敌人被迫退回康定境内，红军恢复了在牦牛、大炮山一带的防线，直至1936年7月红军离开丹巴北上。

黄经寺突围战（数十名红军投河自尽）：1936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巴底土司王寿昌组织反动民团和不明真相的群众1000余人，趁夜包围了位于巴底乡黄金寺的红军医院和巴底“格勒得沙”政府。双方从黎明一直战斗到傍晚。此后，红军多次组织突围，无奈敌人人多势众，最终只有16名人得以脱险，其余人员看到突围无望，或相互搀扶着，高唱革命歌曲，跳进了滚滚河水；或一边向河中走去，一边举枪还击敌人。

独狼沟口之战：独狼沟是丹巴通往乾宁、道孚的要道。1936年2月，丹东土司肉折受敌人唆使，为截断红军西进道路，纠集200余名地方武装人员，在独狼沟安营扎寨。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红军藏民独立师兵分两路，一路由连长干底甲呷带领，沿大桑河而上，由瓦角村下山，从独狼沟后山向沟口进击；另一路由团长阿色二九带领，绕道大桑村翻山到二瓦槽，从二瓦槽向独狼沟口攻击，以围歼敌人。并事先商定，以烟火为信同时发动攻击。当干底甲呷率领的一路30多名战士到达约定地点，不见动静，也未见烟火联络，误以为迟到，即迅速冲下山。在通过悬崖路段时，部队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况，大部分战士牺牲，活着的为不当俘虏都跳下河水，除有一名战士落入崖隙得以生还外，其余壮烈牺牲。当团长阿色二九带领另一路红军到达独狼沟口附近时，发现河中漂浮着许多尸体，就知道战友们已经遭遇不测。愤怒的藏族红军战士们向反动土司武装发起猛烈还击，与后援部队一起击溃敌人，确保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