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1站　甘孜县城

我们离开炉霍县城（新都镇），向西转入G319国道（川藏北线）向西，去往甘孜县城。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

G319国道局部路况不太好。

炉霍县城（新都镇）［G319国道］向西97km→甘孜县城。

甘孜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雅砻江上游，属于康北地区腹心地带。“甘孜”为寺庙名称，藏语意为洁白美丽的地方，拥有1300年建制史。1913年置甘孜县。甘孜县城处于南北山岭间的开阔地上。

长征期间发生在甘孜（图1）的大事首推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路途中，连续翻越十几、二十几座雪山，红二军团在巴塘翻越的藏巴拉山，其垭口海拔为4901米，应是所有红军长征队伍翻越的雪山中，海拔最高的。

从《红军途经甘孜州路线图》（图2）中看到，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多次进出甘孜。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以红军总部名义通知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即着手会师准备，总部前进剧社赶排了“迎亲人”等歌曲舞蹈，还编了不少欢迎红二、六军团的歌曲。

3月28日，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离开炉霍向甘孜进发，在炉霍苦阿共村击溃甘孜县马成龙地方武装后，于31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锣锅梁子进入甘孜县境，3个团分驻郎打村、拉西村、普玉隆村，傍晚时兵分3路进发，于次日凌晨进入甘孜县城。

4月下旬，成立了甘孜县“博巴依得瓦”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博巴全国代表大会”，有甘孜、理化、德格、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16个县700多名代表参加，朱德总司令主持会议，5月5日，大会通过《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博巴依得瓦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这一天，甘孜县城关帝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博巴中央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领导成员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10条政纲，下辖道孚、泰宁、炉霍、甘孜县、瞻化（新龙）、雅江几个县级博巴政府。在甘孜县内先后又成立了城北、绒岔、拖坝、白利、贡萨、林冲、着洛、绒岔等区博巴政府。还有一些乡一级也成立了博巴政府。县还设有青年团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有的区还建立了赤卫队组织。同时，中共甘孜工作委员会也建立起来。

刘志坚回忆：“3月30日，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和我们先遣工作团进驻甘孜，不久陈昌浩也到了甘孜。周纯全决定将先遣工作团改为工委，任命我为甘孜工委书记。工委的任务第一是争取藏族群众，建立藏民党、团自卫队组织，建立政权；第二是为三十军部队和进驻甘孜的机关筹集粮食、羊毛、帐篷。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在甘孜县建立了甘孜城、东固、绒坝岔、白玉4个区的藏民政权和藏民党支部、团支部、自卫队等组织，并筹集了部队所需要的大批粮食、羊毛、帐篷。大约是5月初朱德总司令到甘孜时，受到喇嘛和县城藏族群众的沿途欢迎。”

红二、六军团收到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通知后，在云南巧渡金沙江，4月30日到达云南中甸稍事休整即兵分两路。右路纵队红六军团这一路由萧克、王震率领，5月9日由中甸出发，在稻城县城休整一周，筹集了一些粮食，5月30日又继续向北往理化（理塘）甲洼前进。

6月，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先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军团全部于6日到达理化县城，7日，会师的两支部队联合作战，攻克了川军李抱冰据守的理化县城，17日至瞻化（新龙）与红四军会合，22日到达甘孜普玉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专程来迎接。28日在孜苏寺门前坝子举行了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大会。当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用电报向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发布了“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全军准备再次北上了。30日，红六军团移驻甘海子。左路纵队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弼时率领，6月5日从中甸出发，经得荣到巴塘，19日抵白玉县城，在白玉稍事休息，再沿波夺多寺，经赠科翻山进入打火沟，30日到达甘孜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7月1日，随红二军团行动的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到达甘海子，红二、六军团全部齐集。7月2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图3）。

7月5日，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组成红二方面军：“决以二军、六军、卅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图4）其实。早在5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已经出现了“红四、二方面军”的称谓。（注意，此时的红二、六军团成了二军、六军。）

此时期，红四方面军还有4万余人（图5）。

红二方面军成立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离开甘孜。7月16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师最后离开甘孜县境。红军在甘孜驻扎历时3个半月。

据初步统计，红军在甘孜期间，甘孜县共支援红军粮食120万石、牦牛200余头、马数十匹，红军北上时有10多名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当年，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展开了全面的物资准备工作。我们父亲田长华写下的回忆里就有他们在甘孜的具体工作：“住甘孜时，除本身的物资准备外，还要给红二方面军同志准备一套，上级要求，每人都要打羊毛衣服、袜子和草鞋。藏族人民供给我们羊毛，红军指战员就遇到了难题了，要我们把羊毛捻成线，打成衣服，这可难住了我们。不会，就请藏族人民做老师，首先要解决几句语言不通的客气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几句，即：卡沙沙（意思是谢谢你），卡吃卡吃（你好），耶莫耶莫（顶呱呱）。我们请来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一举一动都把她当贵客，她右手拿羊毛，左手二指一捻、圆坠一转，就成了线。可我们捻圆坠，它怎么也不转，费了很大的劲，学会了一点，可我们捻的线一节粗一节细，但毕竟是捻成了。……我们不分昼夜忙着捻线，打毛衣，睡觉很少，一天不知要干多少个小时的活儿，终于完成了任务。我们把织得较好的送给了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

因为我们父亲田长华曾提到他在甘孜准备迎接兄弟红军，我们也就格外关注他所在的红四军的动向。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6月中旬，在瞻化接到萧克的电报说。还有几天红六军团就要到瞻化，希望我们为他们筹集28万斤粮食。接到这一消息后，通过当地万户头人巴顿多吉筹集到了粮食、牛羊。6月18日，红四军组织2000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在道路两旁欢迎红六军团到瞻化，并给红六军团准备了6驮食盐和10天的粮食，还有鞋子、帐篷等物品。当晚，请红六军团营以上干部吃饭，做了4大盆牛羊肉，还有杂碎汤和大饼等。接着，红六军团和红四军在一起召开了联欢大会。

来到甘孜，我们先到了甘孜县革命烈士陵园（图6）。陵园大门是藏式风格，色彩艳丽。墙上的两幅浮雕制作精细，左边的一幅表现的是红军到甘孜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右边的一幅表现的是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景。

烈士陵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两旁各有一座塑像（图7），表现的也是红军在甘孜的情景。

但是，我们在烈士陵园中却没有发现红军烈士墓。在纪念碑基座上的碑文《序言》为甘孜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8月所立，其中提到先烈们“与国民党残余匪帮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进行平息叛乱的斗争”，没有提及红军。

接着，我们来到县城里的弦子广场（图8），广场中央高大的塑像是一对藏族男女长袖轻舞，那是在跳“弦子”。“弦子广场”的来历有碑文说明：1936年3月28日，北上抗日的红军三十军到达甘孜县，至9月底全部撤出继续北上。红军在甘孜县期间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宣传革命道理，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藏区第一个革命政权博巴人民政府，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联谊在康区传为藏汉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拜当地群众为师，学跳格达弦子，经常与藏族同胞共舞弦子，在甘孜大地谱写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动人篇章，给甘孜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记忆。朱德总司令率军离开后，格达活佛非常想念红军，在古老藏族弦子的基础上，他自□□□□□由，用低沉、委婉、伤愁的曲调述说着对红军的思念之情，形成了甘孜县独有的“格达弦子”。（碑文有些字脱落）

甘孜作为举行了庆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联欢大会的胜利地，我们当然想去会师联欢大会的会议地，但县委的同志劝告我们。会师大会的会址已是遗址，在城郊关帝庙（图9），很难找。

那我们就先去县城里新近建成的“朱德总司令与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新馆（图10）。该馆展示分为红军长征到甘孜及格达活佛事迹展（专题为：红色萌芽，星火燎原；北上甘孜；军民同心，肝胆相照；红色政权，播撒希望；和平使者，英魂永在）、红色文物、民风民俗等。

当年，在甘孜出了一个有名的红色活佛——五世格达活佛（原名根嘎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它耶），他与朱德总司令先后9次促膝长谈，拥护共产党，深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和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成为挚友。在党的指引下，他从一名开明的宗教界人士转变成一名革命者，在甘孜和西藏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县博巴政府副主席，动员藏族群众筹措粮草、支援红军撤退、对因伤病等不能随红军北上抗日而留在甘孜的红军人员进行了积极的保护（受朱德之托，他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员）。

1936年7月1日晚，朱德总司令和格达活佛话别。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红军北上出发时，格达活佛动情地赋诗：“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愿佛主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主动要求作为和平使者，毅然决定前往西藏劝和，于1950年7月10日，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利寺出发，24日抵达西藏昌都，劝说西藏地方政府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他先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后在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操纵下被毒害。8月22日，格达活佛圆寂，终年47岁。闻悉五世格达活佛不幸遇害的噩耗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人士于11月25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刘文辉、王维舟，中共中央西南各局组织部及重庆市各机关领导、各人民团体和刚从北京归来的西南各族人民代表共800人参加了追悼会。王维舟在讲话中历数了格达委员在红军长征时期对红军的帮助和对康藏解放事业的贡献。李达司令员致词时说：“格达委员自始至终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亲密朋友，我们一定以全部解放西藏的行动来纪念他。”毛泽东、贺龙、邓小平、刘伯承为格达活佛题词。

县委的同志为我们联系了这个纪念馆，专为我们开放，即使修路绕道，我们也一定要去参观这个纪念馆。院子里的纪念馆是藏式建筑（图11）。

纪念馆里最有名的也非常传神的塑像就是五世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促膝长谈的情景（图12）。

白利寺格达活佛在得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主张民族团结、保障宗教自由，现在要北上抗日等情况后，深受感动，即刻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130余石、豌豆22石，不仅倾白利寺所有，而且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出钱、出粮支援红军。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到山里召回躲藏到深山的村民，并动员他们尽力支援红军。藏民们也因此受到影响，陆续回来和红军一起春播种地。

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专程前往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他俩一见如故，促膝交谈。在这次促膝交心的长谈中，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此他坚定地相信共产党的主张。

在这个纪念馆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图13）中，有从甘孜到青海班玛的路线，是我们一路走过的各地纪念馆、展览馆中少有的没有遗漏青海的长征路线图。要给个赞！

纪念馆里有邓小平的手书：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纪念馆里的统计《康区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牲畜及其他物资》列出数字：粮食，1260万斤；牛羊毛，4.5万斤；牛马羊，6.8万头；皮张3.2万张。

在纪念馆里的展陈中，对甘孜会师的评价是：甘孜会师共计费时7个月零10天，行程约1万余里，取得了长征入康的胜利，甘孜会师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在纪念馆里的《中国工农红军路经甘孜路线图》指出，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进入甘孜州，在州内16个县停驻，活动期达15个月之久。

在纪念馆里的院子里，还设立有“时光之门”“光辉之路”，缅怀红军长征、十八军进藏的艰辛历程；竖立着“苏维埃博巴政府纪念碑”。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被誉为“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

出了纪念馆，我们去寻访格达活佛当年做住持的白利寺（图14）——也曾经是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所在地。白利寺位于甘孜县城西10公里的生康乡境内，雅砻江北岸山腰上，寺旁是川藏公路。

白利寺经过多次修缮。如今还在修缮中。我们到达寺中，问遍了所遇见的多位喇嘛（其中还有管家），但都没有说出五世格达活佛的纪念堂在哪里。正当我们有些泄气准备离开时，一位中年喇嘛跟了过来，让我们跟他走。原来，有个五世格达活佛纪念室，不在主寺里，而在另外单独的一个小院里（想必小院是老寺院）。五世格达活佛纪念室（图15）在木质小楼的二楼角上，由赵朴初题字。

纪念室不大，看得出建立时间有些年头了。室内陈列分为：第一部分，格达住持白利寺；第二部分，红军长征在甘孜。室内陈列中，有格达活佛当年写下的怀念红军的诗歌，有多种报刊的报道，还有一面由红军后代签名赠送的军旗，书写着金字“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紧接着，我们赶往红二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会师地——绒坝岔。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绒坝岔所在的来马镇（距县城西边约30公里）。可向镇政府办公人员反复问询，也没有会师地的准确信息。正在这时，一辆车开回来了，开车的小伙子是公务员，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就位于现在的镇政府办公地，而会师的地点就是镇政府办公地门外的那片“坝子”（图16）。站在坝子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红二军团从白玉赠科翻山过来的方向。

因为密码原因，此前红二、六军团只与红军总司令部建立有电讯联系，而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极力控制红军总司令部，所以红二、六军团在会师前都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另立了中央。

红二军团于1936年6月30日到达绒岔坝，与在此等候了一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后，红二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从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处了解到红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的经过，之后到甘孜，朱德、刘伯承又向他们叙述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中央的过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

郑维山后来回忆会师的情景：……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在艰苦的长征中相逢，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那股亲热劲儿，比懋功会师更为动人。记得那天，风和日丽，草原上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指战员们远远望见红二军团的队伍，像条巨龙朝着绒坝岔飞腾而来，便飞也似的奔向前去，抢过战友们的行装背在自己的身上，再紧紧地握着手，打量着，问候着，叙长道短，显得格外亲切。许多藏族同胞也簇拥路旁，捧着酥油糌粑夹道欢迎。口里还不断赞叹：“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到了宿营地，炊事班的同志立即打来热气腾腾的开水，让战友洗脚解乏，有的看到二军团战友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不等我们统一安排，就先拿出亲手打好的毛衣、毛袜，让战友们赶快换上……往日寂静的绒坝岔，顿时沸腾了，处处洋溢着欢笑声，回响着嘹亮的歌声。

找到了绒坝岔，我们还想再找到另一处会师地——孜苏寺旁边的坝子，1936年6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这里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大会并讲话。可惜，我们驶出县城向东20余公里，询问了两个乡的公务人员，只打听到去往孜苏寺的乡道的大概路线（在拖坝乡普玉龙村北的山坡上）。由于下雪的原因，我们又拿不准乡道的路况，只得放弃前往。从甘孜县的展览中，我们得知如今孜苏寺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图17），寺前东侧的坝子依旧。

此前，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已在理塘甲洼会师，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分手的一些情况。6月23日晚，朱德与红六军团领导人王震等在孜苏寺彻夜长谈，使得他们对张国焘违背中央两河口会议决议，擅自南下并成立“第二中央”，受挫后被迫北上的党内斗争经过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县城里还有一处我们想去的地点——朱德在甘孜的旧居（甘孜镇北部的益巴卡街28号，图18），可惜时间已不够用了。

在甘孜还有一件大事，是朱德总司令主持，于7月2日在甘孜孔萨大楼召集红二、六军团领导开会，会议主要内容：一是正式宣布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同时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早日实现同中央会合；二是与会同志对张国焘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任弼时、朱德、贺龙、关向应等发了言，强调两军会合后要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谦让，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三是会议对部队北上的战斗序列和行进路线做了具体研究部署，决定两个方面军合编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

7月3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保证计划》，展开了北上前夕的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工作。红二、四方面军分为3路纵队陆续出发北上。

7月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的是左纵队，包括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与第三十二军（几天后编入红二方面军），以及红二方面军（二军、六军）组成的，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4日，红军总部离开甘孜，向东谷方向移动。红二方面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先头红六军于6日到东谷（随后与红三十二军会合），红二军负责总断后和收容，其3个师按第四师、五师、六师顺序，依次由绒坝岔向甘孜、普玉隆、东谷转移，场面非常壮观；9日，红二方面军总部离开甘孜；10日，红二军六师离开甘孜；16日，六师离开东谷经泥巴沟入色达县境，红军全部离开甘孜县境北上。

红军在甘孜，最吸引人的故事，还是“龙”“焘”会！显然，“龙”是贺龙。“焘”是张国焘。

红二、六军团来到甘孜后，张国焘想把其中的领导人拉过来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但是。红二、六军团的这些高级指挥员没有一个人的态度令张国焘满意。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师级以上干部在甘海子召开了会议，史称“甘孜会议”。会上，有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领导人的鲜明支持，久已“窝”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更加坚决，张国焘的气焰则明显消退一截。

任弼时虽然以前曾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此时他已与张国焘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首先直言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并要张国焘对南下红军遭到的重大损失承担责任。他说他和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到这里听到这些事情后，心情无比沉痛。任弼时最后对张国焘说道：“过去，你是我所敬重的领导，如果你能认真地改正错误，回到党中央的路线上去，我和贺龙同志以及红二、六军团的全体官兵，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你，并接受你的指挥。否则……”贺龙也明确表示：“红二、六军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武装，它只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如果张总政委不愿北上，那我们红二、六军团就自己行动。”贺龙的表态无疑是向张国焘摊牌。

张国焘虽然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背后，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几位领导人咬牙切齿地说：“贺龙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清楚得很，南昌起义时我就同他打过交道，过去是个土匪，现在依然满身匪气！”差一点就骂出口贺“胡子”了！张国焘说起的南昌起义那件事，朱德最了解，那是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赶到南昌，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命令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取消起义行动——贺龙虽然担任起义总指挥，但那时他尚未入党，只能待在旁边的作战指挥部里等待会议结果，听到张国焘以中央的名义要求取消起义行动，并要贺龙的二十军和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与张发奎联合，共同回师广东，不由火起，推门而入，冲着张国焘大声喝道：“张先生，这个时候还要我们去联合张发奎那个王八蛋，那你最好趁早请便吧，到时候别怪我们的子弹不认人！”脾气也很大的张国焘霍地站起来，指着贺龙喝斥道：“这是召开党的会议，非党人员请马上给我出去！”贺龙毫不相让，也指着张国焘说：“张先生，我警告你，这里是前线重地，战斗马上就要打响，谁要在临战之前动摇军心，我姓贺的决不会客气！”然后，两人冲突起来，贺龙手一挥，喊道：“来人！”让几名持枪卫士拿下张国焘，朱德、周恩来两人急忙相劝，才防止了事态发展。最终贺龙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贺龙是军长，而陈毅、林彪只到连职，粟裕才是班长。后来到了延安，贺龙对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正气和党性，得到了朱德、刘伯承的赞许和红四方面军众多领导人的赞同，甚至与张国焘靠得最紧的陈昌浩也表示赞成北上，多年来第一次与张国焘发生了重大分歧。张国焘形单影只，发狠地说：“好吧好吧，都要去陕北，那就去吧！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后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

之前，贺龙已经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要到了红二方面军中，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同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加上他对张国焘的摊牌，无疑加快了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进程。此时张国焘苦心经营的“第二中央”已经寿终正寝，他不得不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长征史上，可谓之——“龙”“焘”会合终北上！

8月3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指日可待了。

更有意思的一则事情，是贺龙扬言要“打黑枪”——那是红二、四方面军同庆会师开大会，领导人要上台讲话，贺龙对要上台讲话的张国焘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果然，张国焘那些对党中央、中央红军的陈词滥调一个字都未讲，会后，他还不得不将红三十二军交给了贺龙指挥。贺龙后来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这倒是挺符合贺龙性格的。

来到甘孜，我们心里都有个遗憾——父亲田长华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列出的写回忆录计划，其中专门有“甘孜”一题，写作提要包括迎接红二、六军团和准备给他们的礼物。可惜，父亲生前没有完成他计划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