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9站　道孚县城

我们离开泸定县城（泸桥镇），走G318国道（川藏南线）继续向西，在新都桥镇转入S215省道向北，经过八美镇上S303省道去往道孚县城（鲜水镇）。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

泸定桥（出县城向西再回G318国道——泸定桥东桥头向西，城内“Y”形路口左行去康定方向；接着过桥右转，往“雅安”方向）47km→康定县城（炉城镇）37km→折多山口（海拔4298米）11km→贡布卡桥22km→右行经过瓦泽中桥2km→瓦泽乡10km→新都桥镇（按照往“道孚”、“丹巴”的路标右行上［S215省道］）32km→塔公寺/塔公镇27km→八美镇75km→道孚县城（鲜水镇）。

从新都桥→塔公寺途中经过湿地、农场、“绿水红花景区”、柏桑桥，再接着经过路边河滩上的彩色经石“阵”、坡上的经幡阵；塔公寺→八美镇途中经过塔公草原；八美镇→道孚县城（鲜水镇）途中经过格萨尔寺、龙灯草原。

红军长征没有从泸定城西行到康定城、道孚的路线，红四方面军部队到道孚是从丹巴过去的，但是我们继续走G318国道。到新都桥镇再转入S215省道去道孚、炉霍，不仅路况要好一些，而且可以路过折多山口、新都桥、塔公草原、龙灯草原……总之，比较吸引人，所以，我们就这么走起。

我们先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城（炉城镇），现在是甘孜州的州府所在地。

“康定”系汉语名，因丹达山以东为“康”，取康地安定之意，故名。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多”，意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处，旧史曾译作“打煎炉”，后通译“打箭炉”，简称“炉城”。

当年红军进入过康定县境（当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但没有红军部队到达康定县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前，即在康定县城（炉城镇）北边的金汤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孔玉、新和、捧塔、三和、麦崩、前溪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据守康定的川军刘文辉部李抱冰之五十三师于1936年1—2月间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并一度占领大炮山和大、小牦牛地区。红四方面军派出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两个团增援丹巴。在藏民独立师配合下，反击了敌人。

在康定县境有一处不为人知的、红军翻越的雪山——木瓦梁子，其垭口海拔4107米，位于康定县境内孔玉、金汤交界处，木瓦梁子系以当地群众在生产盖房对用的瓦板得名。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为执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曾翻越此山进至金汤杨林村，并由此南进到泸定县岚安，向天全进击。

按照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所说：“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1935年11月到1936年6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

不过，《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撤离天全、芦山等地，意味着从农区转入人口稀疏的牧区。从汉族为主的区域转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区域。

现今，康定因为《康定情歌》而闻名于世，还有代表康巴藏族风情的“康巴汉子”，展现豪放、健硕的形象。但我们急于赶路，没有在康定县城（炉城镇）停留。

从康定县城一路向西，途中通过折多山口。这是G318国道（川藏南线）上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口，在G318国道的2879km路碑（K2879km）处。山口上的黑色石碑是新立的（2012年时还没有），金字标明“折多山口——康巴第一关海拔4298米”（图1）。路过的游人都会在此留影。

藏语中“折多”是弯曲的意思，过去，当地人称：“吓死人的二郎山，翻死人的折多山。”其实，折多山的山势还是比较平缓的。折多山是传统的塞外屏障、藏汉分界线。

红军虽然没有经过这个折多山口，但红二方面军长征翻越了折多山脉向北，红四方面军则翻越了折多山的主峰党岭山（翻越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向西。党岭山也是丹巴县与道孚县之间的界山。

在垭口眺望康定方向，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眺望新都桥方向，则是地势较为平缓、略有起伏的高山草原。巨大的藏、汉、英3种文字的“康定情歌”铺在山坡上，即使是海拔4298米的地方，也挡不住人们留影的热情。《康定情歌》那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推荐的10首民歌中唯一的一首中国歌曲。我们中的姐姐田晓虹特意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留影（图2）。

翻过折多山口，村落越来越稀疏，具有藏居风格的屋子星星点点，十分漂亮。路边牧场上的牛是具有牦牛血统的杂交牛——犏牛，是与黄牛杂交的，藏语称“佐姆”。

在瓦泽乡，路标指示出前行去往新都桥、塔公草原、道孚民居（图3）。

新都桥（又称东俄洛）［海拔3630米，路碑K2918km］，周边被誉为“摄影天堂”，群山、草原、溪流、小树林、村落、牧群……神奇的云在蓝天上无限地变换，远处的山脊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特别是在早晨或黄昏，光线拉出长长的影子，满眼蓝色、白色、金黄、绿色、黑色的饱和色块，使人恍如置身画中（图4）。

新都桥又是G318国道和S215省道的交叉路口，我们由此转向北走S215省道往八美镇，三级柏油路面。沿途陆续经过湿地、农场、“绿水红花景区”、延绵不断的彩色经石“阵”（河滩上）、山坡上的经幡阵……康巴藏区漂亮的藏民居和成群牛羊散落在路两边的草原上，与公路依依相随的小河更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摄影的佳地（图5），照片比语言更能说明情况。

到了塔公寺（图6），也是塔公镇。“塔公”藏语意为“菩萨喜欢的地方”。塔公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著名寺庙之一，有“小大昭寺”之称，是康巴地区藏民朝拜的圣地之一。塔公寺金碧辉煌，与周边广袤的塔公草原、远处雅拉神山相衬，绿地、雪山，还有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秀丽的高原风光。塔公寺处于美丽的塔公草原之中，石碑上标示“塔公草原海拔高度3750米”。

这里的康巴藏族妇女身材不一般，姐弟3人中的大弟田毅身高1.83米，可他与几位女藏民站在一起（图7）相比没有太大的优势哦！

随后我们到达八美镇，以前这里可是乾宁县县府地，20世纪70年代被撤县划入道孚，当时不过就是一条街。

1936年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和东面的川军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猛攻，红四方面军已不可能在天全、芦山、宝兴3县休整并过冬，2月上旬，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以一部分兵力位于跷碛、邓生、达维、抚边地区，钳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取得康定、道孚、炉霍地区，以便尔后发展。

在这个《战役计划》中，欲以“三十军、四军、二十五师、五军经丹巴以大部分出泰宁、毛牛，消灭毛牛李抱冰残部两个团，部分经大炮山、东谷、俄日，向康定进击，以首先消灭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并迎击薛岳匪部为目的，同时以一部北进取得道孚，向炉霍地区进展”。但这个《战役计划》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实际上，红军退守川西北了。

本来打算至少待到严冬过去才北上的红军，被迫再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川西北甘孜藏区。徐向前回忆：“1936年2月下旬，我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刘伯承、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九师先行，为全军开路。红军总部与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三十军、四军、五军及九军二十五师）行动。”

1936年2月27日至28日，为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共计4万余人从丹巴兵分两路，一路翻越党岭山海拔近4810米的夏羌涅阿垭口，一路走牦牛沟，进军道孚。其中有一部红军从龙灯坝（今龙灯乡）、少乌到达八美。另有一部红军由丹巴牦牛沟（毛牛沟）翻越疙瘩梁子到八美，再去色卡乡。八美镇雀儿村至今还有当年的战壕、碉堡遗迹。

红军来到时，在此成立了泰宁（今乾宁）区波巴政府和泰宁波巴独立军。（注：“波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波巴”同“博巴”。）红军筹粮，八美群众主动把本地惠远寺会首的粮食从窖中搬出支援给红军。红军通过八美群众了解到康定金刚寺在柏桑村存有大量粮食，就由泰宁波巴独立军派人与红军一道运回了200多驮粮食。

如今，宁静的小镇，路右边是有名的塔林（图8），路左边是号称世界最大的“吉祥转经筒”（图9），不时有人在转塔、转经筒。

我们沿着当年红军占领道孚、攻克炉霍的路线继续前行。驶出八美镇，接着经过格萨尔寺、龙灯草原。

道孚被誉为“中国藏民居艺术之都”，省道上高高的牌楼（图10）展示出道孚藏居的瑰丽。

到达道孚县城（献水镇），在花园广场旁边的街道停车。这是一个很干净、整洁的小城，藏族同胞和善、热情。

道孚，古名道坞（藏语意为“马驹”，因县城地形如马，故得名），历史悠久，隋为附国地，唐属吐蕃，至清宣统三年（1911）“改土归流”置道坞设治局，民国元年（1912）设县治，始称道坞县，翌年更名为道孚县，居住着藏、汉、羌、回、苗等16个民族，其中以藏民族为主体。如今县城献水镇（海拔2900米）处于鲜水河畔的一个谷地之中。道孚境内最高海拔5820米，最低海拔2670米。

道孚是革命老根据地。1936年3月1日，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进驻道孚县城，后续部队也相继抵达道孚县城，红军总部驻灵雀寺，朱德、康克清夫妇住在城关河边街24号白德勒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在天主堂，党校和红军大学都设在城内。红四方面军总部还曾在道孚附近的觉洛寺驻扎。

原本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打算在康北这一片偏僻而又人烟稀少的地带久留。1936年2月14日，朱德、张国焘接到林育英（共产国际代表）、张闻天的来电，其中提出的“上策”是：“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对此，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一致赞同，并准备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徐向前回忆录》中写道：“……占道孚，总部即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全力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制肉干）。要求达到供平均每人15天需用的数量，以备北上。然而，那时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在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停留下来。”

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随即，又先后建立了甘孜、泰宁（乾宁）、道孚、炉霍、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人民政府。在道孚成立的是波巴依得瓦道孚独立政府、泰宁区波巴政府及格西葛卡、麻孜、孔色、明正、亚卓、扎拖、仲尼等乡的波巴政府，还建立了波巴革命党和波巴青年团。3月15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做所谓《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错误路线，攻击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压制党内民主，以维护其错误。4月1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机关活动分子会议，做所谓《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吹嘘南下的“胜利和意义”，攻击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我们的运气很好！到岗亭向警察同志打听红军遗迹遗址时，遇见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年轻人在现场办公，他和一位援藏的警察小伙儿带我们到县政府不同部门寻访，遇见了知情人——道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尘封的往事——红军长征在道孚》一书编者之一，得知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后代来重走长征路，她把该书（只印制了千余本）赠送给我们。她还告诉我们，如今道孚县城里能够看到的红军旧址只有2处了，红军总部机关驻扎过的灵雀寺也不是当年模样了。

警察小伙儿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寻旧址。按图索骥，对照书中的地址和照片，我们在县城快步如飞，不过因有点海拔高，气喘吁吁的。经过一番寻找，还都找到了。徐向前居住地和红军政治部旧址（位于道孚县城团结街30号城关小学内，已废弃，图11）。波巴依得瓦道孚独立政府旧址（道孚县城团结街22号，还是民居，图12）。这不起眼的房子没有标牌标志，如果没有人指点、没有书中的地址和照片，恐怕……我们高兴，警察小伙儿也高兴，他说，他也是头一次看到道孚县的红军驻地旧址，我们合影留念（图13）。

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1993年编著的《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中列出道孚县群众当年对红军的大力支持：

在道孚县，根据不完全统计，给红军做长期向导的就有近50人。其中城关乡的牙果、络绒次勒、彭开明、叫花子，麻孜乡的单戈大吉、青云海，瓦日乡的亚玛俄布，孔色乡的冲翁勒等28人为红军带路到了阿坝。回乡途中有15人被反动武装杀害。亚卓乡有马占云等19人给红军带路北上，除了马占云外，全部被封建主杀害。

格西区波巴政府主席长命，协助红军将曾经攻击过红军的灵雀寺会首杨布扎喜窖藏的枪支、粮食等没收。

格西区群众松秋、松节、倾真带领红军将逃亡在外的地主达吉、羊马却洛等6户窖藏粮物没收。

明正区顾甫采的女儿带领红军将地主宗珠和保正党珍汪须的窖藏粮物没收。

瓦日、孟拖的群众，带领红军找到了2500余斤地主窖藏的粮食。

孔色区大寨波巴政府委员白兴顺（汉名），带领红军将反动地主边巴雀登、李宗哲哥等新窖藏的粮物没收。

足湾沟的络绒等9户人家，送给红军粮食117斗，约2万斤。

城关的根却志玛把仅有的粮食支援了红军，自己挖野菜吃。

亚卓乡容思寨子的40余户人家在得知红军将要北上时，每户人家自愿凑出1袋粮食和牛羊支援红军。

在道孚县1937年的官方档案中，还有李万福、贡波、骆松等人因为帮助红军挖窖筹粮而受到反动派惩罚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道孚县期间，道孚县群众支援红军粮食约140万斤。

红军驻道孚4个多月，1936年兵分两路，一路南下雅江接应红二、六军团，另一路北上至炉霍。

在道孚期间，至1936年4月，西进的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北接草地的大片地区。

如今，道孚大名鼎鼎的是民居。道孚民居——古称“崩柯”，以圆木做崩柯的整体骨架，以泥土或片石堆砌外墙，房顶覆以泥土或青瓦，一般二至三层，高5—8米。现在演变为纯藏式和藏汉结合式2种，前者居多。不论哪种结构，都是白墙红（棕）壁花窗，“品”字形滴水檐，一楼一底或二楼一底，排列有序。外表主要由棕、白两色构成，白色的屋顶，白色的主墙，木结构处多用棕色颜料染涂，其间配以红、蓝图案。房间四壁、房门和梁柱上一般都绘满了精致典型的藏式壁画，窗上分别雕刻着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屋子大门上镶嵌醒目的两个狮头大铜环，凸显了与之相融的汉文化的特点。

如今的道孚城已经不是“形如马”，城区不断扩大，漫坡的鳞次栉比的藏式民居，它们从平坝向着低缓的山坡上蔓延，构成道孚最知名的人文风景线（图14）。

红四方面军退入川康西北部后，抓紧筹粮，同时进行了整编和训练。为了节约粮食，朱德亲自领导一个由当地老农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找出了20多种可食用的野菜，编写出《吃野菜须知》小册子，发到连队。

附：红四方面军1936年4月整编后的编制（不一定准确）

方面军领导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有说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倪志亮；

下辖6个军19个师：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下辖第十师（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第十一师（师长周世元、政委陈锡联）、第十二师（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奇才）、独立师（师长徐应忠、政委高厚友），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朱金畅）、第十五师（师长郭锡山、政委谢良）、两个直属团，第十四师暂缺，该军系1936年1月间由红五军团与红三十三军合编而成；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锋）、第二十六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杨朝礼）、第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李德明，参谋长姜振汉）、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委易汉文），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熊德成，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每师3个团，九十师暂缺；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第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每师3个团，九十二师暂缺；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下辖第九十四、九十六师，九十五师暂缺；

骑兵师师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秦道贤，全师200余人；（许世友回忆：方面军组建了一个骑兵师，全师编3个团共3500多人，我调任骑兵司令。）

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

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下辖第一路（司令李中芳）、第二路（司令李彩云）、第三路（司令柴中孔）、第六路（司令马良俊）；

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兼），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第一、第二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有说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中共大金省委，省委书记何柱成（后为邵式平）；

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

部队整编后，主要是进行训练和开展地方工作。根据北上的敌情和地形条件，着重突出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江河战斗等战术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