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7站　小金县城

我们离开猛固桥和马鞍桥，沿S303省道向西，按照路标指示到达小金县城。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

猛固桥［S210省道］向西（注意看路标）7km→小金县城（美兴镇）红军会师广场

《红军长征史》中描述：1935年“6月8日，红军进逼懋功。这里南靠群山，北临大河。红军战士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搭设浮桥，冲过大河，攻克了懋功，歼灭了700多敌人。韩东山命令2个营驻守懋功县城，其余部队星夜兼程，奔赴懋功县城东南方向的达维镇”。这支部队是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一部，韩东山是师长。这一段描述中，红军没能走猛固桥，而是搭建浮桥过河进入懋功城的。但时任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排长的张海回忆：我先头部队八十一团为抢懋功河上的铁索桥而快速前进。离懋功5公里就与川军李家玉的部队接上火了。我先头部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赶到桥头。敌人顽抗，八十一团二营甩了几排手榴弹把敌人击溃，跟着敌人尾追，抢占了铁索桥，这时，友邻部队也攻进了懋功城。

在两河口会议会址纪念馆中的展板上的记述：8日，红四方面军九军一部攻克懋功县城，歼灭“懋（功）、抚（边）、绥（靖）、崇（化）‘剿匪’军团联合办事处”组织的“屯垦军”残部、县保卫团及部分区团武装近千人，七十四师于当晚乘胜占领懋功以东要镇达维。

小金旧称懋功，因清乾隆年间朝廷两次出兵平息这里的战乱，为表彰武功，将此地改名为“懋功”（懋，读音mào），即盛大的功绩之意。小金的藏名叫“赞拉”。意为“小河之滨”。小金也称为达雅。也有说小金这一名称，因当地一个名叫小金川的地名而得来，小金川又是因沿河产沙金得名。小金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其中藏族占大多数，属嘉绒藏族聚居区。红军到来时，全县人口不足2万。红军转战这里，先后驻留了13个月——1935年6月8日，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一部先期占领了懋功，准备迎接中央红军；其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所部也到达这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建设县、区、乡、村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开辟根据地。10月7日，张国焘发布《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后，左纵队南下，一部于15日击溃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16日克抚边，19日夜袭占达维，击溃杨森部第四旅，20日再克懋功，守敌杨森部2个旅大部被歼。24日，红三十军、九军二十七师从这里出发南下，翻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发起进攻。直至1936年2月19日，刘伯承、李先念、程世才率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方面军直属一部自宝兴翻越夹金山回到懋功。在长征期间，这里有1000多名藏羌儿女参加了红军。（注：“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两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

小金县拥有骄人的红军遗址遗迹：4座雪山——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也是红四方面军后来多次翻越的雪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多次翻越的梦笔山，红四方面军多次翻越的虹桥山和巴郎山；4座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达维桥，红军与国民党守军激战的猛固桥、马鞍桥和三关桥；4处遗址—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住室及中央机关办公地天主教堂，红一、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大会的遗址达维喇嘛寺，红一、四方面军举行联欢会的遗址四方台子。

去往小金县城的路标很明晰，我们循此进入小金县城（美兴镇），海拔2367米。县城建在狭长的河谷中。

进城的路上有明显的路标指示“红军懋功同乐会遗址”。我们沿城中主路（去丹巴方向）穿过城区，盘绕而上，就看见路右侧竖立着两根醒目的红色碑柱和2位红军紧握双手的铜像，其所在位置就是小金红军会师广场（图1），红色碑柱和铜像就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图2）。

会师广场面积6000平方米，是2002年建成的，纪念碑上的铜像表现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情景。那么，两位红军中，哪一位是红一方面军的，哪一位是红四方面军的？有人认为，左边身穿羊皮背心的，显然代表红一方面军，因为他们刚刚翻越雪山下来，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从南方来，有从福建、江西出发时戴的斗笠，因此右边身背斗笠的代表红一方面军。正确答案是：左边的代表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右边的代表红四方面军的战士。

在广场后的山坡上，并排的红一、四方面军巨幅军旗似在飘扬。

1935年6月18日，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从达维开赴懋功县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率领部队集体出动夹道欢迎。

李先念回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人人兴高采烈。红一方面军风尘仆仆，看上去人困马乏，四方面军战士的身体状况相比起来好得多”。

会师当晚，毛泽东和李先念谈了话。毛泽东问李先念，红三十军有多少人，李先念说有2万多；毛泽东问李先念多大了，李先念说二十五六。毛泽东把地图打开问李先念，岷江、嘉陵江这些地区的地形地貌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是怎样的，能不能再打回去，等等。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从理县到懋功一路上只看到几个牧民的情况，而且都是大山，如果部队长时间住在这样的地方，给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几十年后，李先念对当时未做好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1000来人。红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在会师广场旁边就是红军懋功会议旧址（图3），现在是中共小金县委大院的一部分。看见小金川宾馆的招牌，走过去就能见到栅栏门及其后面的西洋式建筑，这就是红军懋功会议遗址（原天主教堂），为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1919年兴建。在栅栏门右边有石碑，上刻“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遗址天主教堂”（图4）。

栅栏门内是四合院落布局，院内建筑由教堂、西侧厅堂、北侧厢房3部分组成。

教堂坐西向东，用砖、石、木做材料，中式结构，欧式造型。正面为青砖砌筑，金字塔造型，有6根砖砌凸柱，3道券拱门。墙壁上砖砌有十字架及各种几何图型装饰，有3道券拱门。左右两墙均开有5扇西洋式券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教堂室内宽阔，有大木柱10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当心间为穹隆式望板。教堂尽头设有讲经台。

整个教堂维护得很好。建筑特色鲜明。我们留个影（图5）。

教堂的院墙边有一尊从别处移来的石碑，因为石碑上刻有红军的战斗口号，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此。

教堂的西侧厅堂尽头是博古（秦邦宪）一个人住的一间房子，有些孤零零的感觉。

其他的中央领导人住在教堂对面的北侧厢房。这是一排木结构房屋，几个相邻的房间，川西汉族地区建筑式样（图6、图7）。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住宿在此。每个房间里还挂着领导人的年谱和照片。“中共中央懋功办公室”也在这排厢房里。中央红军在县城里短暂休整。

这个天主教堂还是当年红军召开“同乐会”的地点——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沃日河会师后，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在懋功休整两天，庆祝会师的活动接连不断。6月21日，在天主教堂举行两军的团以上干部会师庆祝联欢会（史称“红军懋功同乐会”）使庆祝活动达到高潮，到会人数超过千人，把天主教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既有会餐，又有歌舞、短剧和京戏演出。

《红星报》的报道说：“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同志和朱总司令的演说”，“接着，便是五大碗的会餐”，会餐后，“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们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和‘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表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猛进”剧社是红五军团的，他们表演的《破草鞋》一剧（红军巧渡金沙江、国民党“追剿”军只捡到红军扔下的烂鞋），令全场乐不可支。其余部队则分别在教场坝（现小金中学处）、四方台子（今县医院处）进行联欢，整个懋功县城沉浸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欢乐之中。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互赠礼品，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给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问品从茂县、理番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问品有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手巾、汗巾、袜底、毛袜、鞋子、草鞋。李先念得知聂荣臻没有骡子（在灵关镇时卡住了蹄子而被迫丢弃），立即送了一匹。聂荣臻靠这匹骡子长征到陕北。邓小平先前的马死了，傅钟（是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立即送了一匹。邓小平后来说：“傅钟送了我3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3件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后来，红四方面军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两军之间兄弟般的真情实意，让当年许多经历过的红军指战员终身难忘！

我们在天主教堂院子参观时，来了一群中老年人跳舞，还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录制。原来这是当年抗击英军入侵时上阵杀敌的“出征舞”（不过，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称其为迎送红军的“刀枪舞”）（图8）。显然，现在只有中老年人会跳了。

我们展开“重走长征路”队旗在会址前留影。电视台的人看到我们的队旗，马上过来询问，得知是红四方面军后代重走长征路，当即请我们在现场录制（图9）。还与小金县的李县长一起合影留念（图10）。就这样，20多天后，我们“重走长征路”的这一刻在四川电视台康巴卫视的《西部旅游》节目上分两次播出了。

我们运气真不错，参观了红军懋功会议遗址（原天主教堂），看了舞蹈，还上电视宣传了长征。

后来，我们打听县城里其他的红军遗迹遗址，如红一、四方面军举行联欢会的遗址四方台子，红四方面军三十军领导的住址（在小金川河边的新街），可问了宾馆的服务员和武装部值班人员，都不甚清楚，我们也就没有去寻访。

在县城西边还有一座当年红军与敌军激战过的三关桥（图11），桥头堡上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清代时它是木桥，民国时期改为铁索桥，是懋功去往绥靖、丹巴的必经关口，但其知名度不如县城东边的猛固桥。猛固桥、三关桥，一东一西，是扼住懋功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道。

在小金县城寻访完了，天刚刚擦黑，和大多数县城一样，广场舞已经开始了（图12）。红军会师纪念碑上的两位红军看到今日歌舞升平的景象，一定是欣慰的！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这一期间，6月13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中指出：“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为此，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要搞好卫生和收容工作，减少疾病流行。对有病的战士要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这再一次显露出来，红军的非战斗减员比较严重。红军指战员普遍反映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负伤害病掉下队。”长征路上，因伤因病而被迫脱离红军队伍者，的确是太多太多了。尤其是过雪山草地，掉队就往往意味着死亡！

这一期间的敌我态势相对有利于我。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控制了镇江关（不含）以南、北川（不含）以西、夹金山以北、大金川河以东，以卓克基、理番为中心的约2万平方公里的山区，获得了一个不利于敌军进犯、暂时相对安全的立足之地，并开展了地方苏维埃运动，筹集粮食数百万斤和大量物资，为红军休整和中央研判战略方针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附一：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情报支持

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报支持是非常有力的。

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信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红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早在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红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附二：会师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差别

不同资料所载的会师时中央红军的人数有较大不同，有说不足3万人，有说2万余人，有说仅有1万余人。其时，中央红军中有近3000人的首长、机关、妇女等非战斗部队人员。而红四方面军正值兵强马壮时期。

红四方面军会师前，部队已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连同地方部队共计8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战斗部队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

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生，政委张广才；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

另外有资料表明，在张国焘到两河口开会之前，中央红军获悉的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主力约40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5个独立师2个团，其余4个师每师平均约3700人。”近10万人马，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

附三：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的“心态”变化

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原来对中央的信仰是如同天神一般。两军会合前，张国焘的副手陈昌浩就曾宣传：要和“三十万中央红军”会师。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达维以南、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得到两军胜利会师喜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当前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位置，提出当前任务请中央决定，表示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待到中央率领疲惫不堪、破衣烂衫、军容不整、几无重装备的红一方面军到来时，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心中的神话破灭了，看这不成样子的万把人马，与原来想象中的中央红军形象大有不同，一时各种看法、议论不尽相同。

在红一方面军里，有人自恃“老红军”资格、长途征战经历和中央红军“老大”，炫耀、自夸，令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心中不快。还有些领导人（比如博古和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毫不掩饰地指责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批评红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样，无疑引起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反感，也给了张国焘用以挑唆的借口。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就有和博古的一次谈话叙述——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有一次在和博古个别交谈时，提起一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毛泽东）、玉阶兄（朱德）等。让满口称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接着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张国焘一时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反倒进而指责红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