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站　两河口

我们离开卓克基镇，走S210省道向南往小金县县城方向，去往两河乡（两河口）。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

途中时有山道，海拔上升，要过几个垭口，上下坡多。

卓克基镇［S210省道国道］向南27km→梦笔山垭口（海拔4114m）34km→两河乡两河口会议会址。

离开卓克基走S210省道往南，就要随公路翻越梦笔山垭口了。自古以来，梦笔山垭口是马尔康县城通往小金县的唯一通道，亦是两县之间的界山。因此，这条省道与红军当年走过的路是重叠的，先是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走过，然后是红一方面军北上走过，而红四方面军随后又来回走过。

许多资料的提法几乎都是“梦笔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而“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这是不对的！中国工农红军共有4支长征队伍，“红军长征时翻越的雪山”应统一记入。

我们在茂县县城的寻访篇里，已经提到，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最早翻越雪山，于1935年5月底就翻越了松坪沟一带的“红军棚子”等雪山垭口（包括大神台、易利河卡子、日多沃卡子、木梳寨卡子），其后是：1935年6月初，红四方面军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部队，即李先念率领的三十军、九军各一部翻越了虹桥雪山；6月8日，红四方面军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另一部翻越了巴郎山；6月12日之前，红四方面军一部翻越了鹧鸪山；6月12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了夹金山；6月15日，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经小金县崇德沟翻越空卡梁子北垭口；6月24日至7月初，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共同北上，陆续翻越梦笔山。因此，梦笔山在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大雪山中，排名在第七之后；而“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才正确。驶上梦笔山垭口，标明海拔是4114米（图1）。

梦笔山，不是汉名，一说因清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役时，一清军将领将心爱的毛笔遗落此山，整日耿耿于怀，后在梦中经仙人指点，终于觅回，故而得名；另一说，藏民称此山为“蒙斋娜”（意即“万人之路、兴旺大道”），清朝时期的音译唯美，故而成“梦笔山”。梦笔山是小金县与马尔康县的界山，呈东西走向，山势较平缓，最高峰海拔4470米。我们走的S210省道，当年也是红军北去卓克基、南去两河口的山道——1935年6月24日至7月初，懋功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翻越此山继续北进，后来红四方面军南下和再次北上时，都往返翻越此山，梦笔山因此成为红军3次翻越过的雪山。

过了梦笔山垭口就能感觉北坡和南坡有所不同了，垭口北坡树木多，郁郁葱葱的，南坡就稀疏了；而梦笔山以北的嘉绒藏居半是木楼，半是石碉房，梦笔山南面的藏居就全是石碉楼了，非常漂亮——石碉房外窗的四周涂抹了白色的牦牛角的图案，还有星星和月亮，这是嘉绒藏族古老的牦牛崇拜和自然崇拜。

过了梦笔山垭口，需要翻越虹桥山余脉。由于虹桥山主峰距离公路较远，只感觉驱车在爬坡，没有看出明显的垭口。1935年6月4日，红四方面军派出李先念率领第三十军八十八师、第九军二十五师各一部去接应中央红军。他们从汶川、理番（今理县）出发，6月5日第九军二十五师取捷径翻越了虹桥雪山垭口，沿着虹桥沟占领了两河口。6月25日，张国焘去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后来红四方面军专门组织了几千人的筹粮工作队（其中有妇女团），带着粮秣去迎接中央红军，还有中央慰问团前往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都是翻越的这个垭口（红军翻越此山次数仅次于夹金山）。

红军当年翻越的那个虹桥山垭口在省道的左侧，还有相当远的距离，目前不通公路，我们自驾无法到达。

感觉汽车有些在下坡了，很快就来到了两河乡（两河口）。两河乡位于小金城北69公里处，这是一片山间坡地，由北向南流的梦笔河与由西向东流的虹桥河在这里交汇，所以取名为两河口。两河交汇后成为抚边河，顺百里抚边大峡谷向南流去，流到马鞍桥的地方，与左边的沃日河交汇，成为金川河。作为一处交通要道，乾隆出兵金川时曾在此屯兵。

两河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河口。它的出名，在几个方面：

一、因长征史上的“两河口会议”而出名，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认为是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二、因毛泽东对“两河口”名字的感受而出名。1936年10月前后，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周恩来建议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句话，现在高悬在会宁会师地。而回顾会师之前的两河口，却是红一、四方面军后来分为两下的“口”！两河口会议后，有人向中央发出要“官”要“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后来喻之为“心中最黑暗时期”的开始，是长征路线分裂的开始。

三、因两河乡人民对毛泽东雕像的敬爱而出名。在两河乡，最容易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一尊汉白玉毛泽东雕像。这尊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的站立雕像，是“文革”时期的标准像，被当地森工局留下的。两河口村全村人崇敬毛泽东，就把雕像请了过来。一种说法是，开发公司在修建“两河口会议”遗址时，曾因为雕像妨碍整个工程建设，将其扳倒抬出村口。村民们闻讯赶来，拿着大棒和各种可能找到的工具，冲到搬移雕像的建筑工面前，最终逼着工程商把雕像请到了村里的最高处；另一种说法是，藏族村民卓斯甲带领几个人拦住要拉走毛泽东像的板车，然后村民们自己集资，把毛主席像安放在了现在的位置上（图2）。两河乡的杨书记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里的老百姓不建寺庙，不建白塔，一心一意供奉着这尊毛主席雕像。乡亲们经常到毛主席像前敬献哈达和鲜花，表达藏羌人民对毛主席最淳朴最真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确实，两河口这里没有寺庙、白塔。如今，这座毛泽东雕像俯视全村，是两河乡的标志物。毛泽东雕像身后是两排用石块垒起来的红军坟。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率军委纵队由懋功出发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23日沿着小金川河谷抵达两河口镇，准备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等候张国焘来参加会议。

此前的6月16日，翻越夹金山、到达了达维镇的中央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下属党组织和部队的语气，而是称兄道弟，平等协商。电文最后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而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时，也立即拍来电报，代表红四方面军向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

随后，张国焘带领卫队从茂县出发，翻越雪山，穿过森林，趟过河谷，用了3天多的时间，才到达了两河口以北的抚边村。

中央领导人以最高规格在两河口迎接了张国焘：由工兵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用沙土铺平地面，在树枝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6月25日晨，天下起了雨。在两河口的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过雪山时感染风寒尚在病中）、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博古，全部到场，带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人，从两河口驻地往抚边村步行3里多路，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雨滴和山风中迎候张国焘的到来。迎候队伍中还唱起了陆定一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一直等到下午，张国焘骑着马和10来名骑兵护卫终于到了。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张国焘下马和朱总司令热烈握手。随后，中央领导们上前，一双双手握在一起，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随后，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几十年后，张国焘依然回忆出当时的情景：“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谢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不过，在欢迎大会上是朱德、张国焘先后讲话。）有人回忆称，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晚上，毛泽东等领导人设宴招待张国焘，喝了当地出产的青稞酒。气氛是热情、真诚的。

6月26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常委会议，讨论战略方向问题。

到达两河口会议会址（图3），院子里是新建不久的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图4）。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纪念馆厅前的台阶下是《迎接红军》（图5）《红军北上》（图6）两组雕像。

这么小的庙宇，坐不下几个人，竟然是“两河口会议”的会址（图7）！当年村镇很小，毛泽东还在这个小庙里住过。

纪念馆后面的高台上，两河乡人民保护下来的毛泽东汉白玉像俯视全镇（图8）。

高台旁是参加“两河口会议”人员的铜像，制作得相当精美。

我们认真地看了关于“两河口会议”的展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图9）、周恩来（图10）、张闻天（图11）、张国焘（图12）、王稼祥（图13）、博古（秦邦宪）（图14）、刘少奇（图15）、凯丰（何克全）（图16）、邓发（图17），以及刘伯承（图18）、彭德怀（图19）、林彪（图20）、聂荣臻（图21）、林伯渠（图22）、李富春（图23）共16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做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3个问题：（1）关于战略方针；（2）关于行动方针；（3）关于战略指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赞成。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会议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关于“战争指挥”，强调了指挥的最高原则：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游击支队另正面谈论决定；第三，实现战略计划要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报告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只是强调了执行战略方针有种种困难。然后毛泽东讲话，他强调：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与会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担任会议记录的刘英回忆说：会开了3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

（注：6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做思想准备的，也被认为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中展示了与会者发言简要。

6月28日，会议做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6月2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全国抗日问题，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在“两河口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对张国焘（5月）设立“西北特委”和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制订出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该计划对当前敌情进行了分析判断，并将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其中，左、中、右路军是由岷江西岸进攻松潘的主力，尤以左路军为重。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前进。左、中两路军从松潘以北的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的敌人。岷江支队由8个团组成，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主要任务是以主力在岷江东岸，松潘至茂县间的平夷堡、大石桥地区，钳制和吸引胡军南向，并阻隔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任务完成后，西渡岷江随右路军前进。懋功支队主要任务是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工作，并隐蔽我军的企图。

6月30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完全得到执行，导致红军继续翻越雪山，还得过大草地。我们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会继续回溯这段历史。）

由于两河口会议的内容涉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被认为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两河口是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首次会面的地方。在此之前，他们多次见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们同在北京大学，张国焘（张特立）已毕业，并且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有说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而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中专），且刚谋得图书馆助理员一职；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是会议主持人（会议主席），毛泽东则是书记员（会议记录）；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年长张国焘4岁。

借用周少华《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的一些评价：“俩人都以擅长群众运动著名。毛泽东被瞿秋白尊称为‘农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取胜之钥。张国焘是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包括北京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产物，产业工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产业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应该以工御农，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俩人都在党内有‘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受挫后被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在1933年被人以专务政府工作为名排挤出决策圈；张国焘在1923年因反对国共合作落选中央委员、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有过变节行为、在1927年指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被处以严重警告。”该文还有一段话：“在开国上将许世友看来，这是一对才能、资历和威望真正匹敌的对手。他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无论我们怎样想，以后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张国焘的印记比皆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绝不停留在川西北一隅；而只要张国焘统领红四方面军，就绝不会跟毛泽东走！所以，无论其间发生了何时何地的历史细节和枝丫，在战略和路线上，已经决定了红一、四方面军必定分离！两河口见证了这一分离的开端。

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孤零零的，满眼的与会人都是中央红军的，尽管两河口会议增补了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他还要改变中央领导层的成分。这就有了两河口会议结束几天后，在理番（今理县）发生的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要官的事情。

两河口会议之前，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组成的右路军已做出穿越草地的部署，右路军全队分左右两翼平行北进。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为右翼，由腊子山、洞亚恰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而红一军团则为左翼，由毛尔盖经屈锦桥、徐支梗沙进入草地，经色既坝（今色地）到班佑。而在毛尔盖会议两天前，右翼部队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下先行一步进入水草地。两天后，左翼红一、三军团以四团为先导，经屈锦桥、腊子塘进入水草地。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央和军委纵队随即北上翻越梦笔雪山进入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带。

我们完成了此地寻访，想起来该填饱肚子了。两河乡的餐饮住宿还未发展起来，我们去了—个无名小餐馆，为了快捷，点的是“酸菜水饺”，汤、菜、饺子一锅。饥肠辘辘，吃得很香啊（图24）！

吃完饭，才知道店家是四川安岳人，这可是我们老乡哦（我们随父亲的籍贯，就是四川安岳），一起合影留念（图25）！

这吃饱肚子事关重大，红军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