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4站　卓克基

我们离开理县县城（杂谷脑镇），走G317国道（也称为川藏北线）往马尔康方向，到达卓克基镇。

历史上，马尔康地域被土司统治，当年“四土”包括梭磨土司、卓克基土司、松岗土司、党坝土司。而卓克基是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都经过并驻留的地方，有名的是卓克基土司官寨和西索民居。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时有山道，海拔上升，爬坡多，路况良好。

理县县城（杂谷脑镇）［G317国道］向西86km→鹧鸪山隧道（海拔3400米）1km→岔路口（海拔2500米）左行，往“马尔康”方向17km→色尔米27km→卓克基镇。

出理县，一路爬坡，经过理县与马尔康县交界处的鹧鸪山，海拔4000余米，因山体形如喜欢朝着太阳飞的鹧鸪鸟而得名。G317国道上的鹧鸪山隧道（图1），是目前我国最长的高原公路隧道，全长4448米，海拔高度3400余米。原来的鹧鸪山老路海拔4458米，由于鹧鸪山隧道的贯通，避开了最危险的雪山路段，确保了国道鹧鸪山段全年交通畅通。过了鹧鸪山隧道，开始下坡。

自1935年6月上旬开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之一部先后从杂谷脑出发，翻越鹧鸪山抵达马塘、卓克基一带地区；7月，第三十三军另一部从薛城出发，经沙坝到米亚罗，翻越胆杆梁子和鹧鸪山进至马塘（今属红原县）。红军翻越的鹧鸪山垭口海拔4243米，不是今日的公路垭口。

如果记入红四方面军在松坪沟一带翻越的“红军棚子”等雪山，鹧鸪山至少可以作为红四方面军（也是整个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第4座雪山。

自此，以后的行程进入了红军屡次翻越的雪山地段。事后我们数了一下，此行经过红军翻越的雪山有7座：鹧鸪山、虹桥山、梦笔山、夹金山、长坂山（亚克夏山/雅克夏山）、昌德山（仓德山）、达古山（打古山/打鼓山）。当年红军翻越这些山所走的“道”，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即高于“雪线”，常年积雪，属于“雪山”。后来，我们还驶过了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垭口（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中海拔最高的党岭山即为折多山主峰）。

被经常用以表示红军翻越雪山的示意图（图2）是不够完整的，图中标示的红军翻越的雪山遗漏不少。看图中，从下至上依次为：小雪山、大雪山（云南），雅哈雪山（云南与四川交界），大雪山（四川），夹金山，党岭山，梦笔山，长坂山（即亚克夏山），打鼓山〔即达古山、打古山），仓德山（即昌德山）。

红军翻越的雪山未在图中的至少还有：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翻越的大拉山（亦称达拉山、大喇山，属于岷山山脉，应是毛泽东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的触景生情处）；红四方面军翻越的虹桥山、巴朗山、鹧鸪山、海子山（剪子湾山），还应加上松坪沟的“红军棚子”等雪山垭口；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翻越的玉龙雪山（云南）、雅哈雪山、拉波山、仁加山、扎拉亚卡山、马巴亚山、恶热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藏巴拉山（垭口海拔超过4900米，应为所有红军翻越雪山的最高海拔记录）等。若再记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进翻越的雪山，仅红二方面军翻越的雪山就超过30座以上了。忽略了红军翻越雪山的数量，无疑就大大降低了长征的艰辛程度。

我们驶过鹧鸪山隧道，来到G317国道和S210省道的交叉路口，就到了卓克基。卓克基是紧邻马尔康县城的重镇，镇子所在地不仅是马尔康至成都、小金两条公路的交叉处，也是梭磨河与西索河交汇处。在长征岁月，这里是嘉绒藏区东去汶川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北面经草地可走甘青两省，南经小金可至雅安、西昌，西经金川、丹巴可到甘孜、西藏。被称为扼控川西北高原山地交通的锁钥。

G317国道路旁建成不久的“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舘”为藏式风格（图3），非常醒目，纪念馆前有停车场。

当年红军到这里占领卓克基土司官寨颇有戏剧性。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达维会师后，红一军团于6月中旬进驻懋功，旋即派出先遣部队二师六团向北进发，沿狭窄的梦笔河（抚边河）河谷往卓克基，翻越虹桥山、梦笔山两座雪山。

索观瀛作为卓克基土司，自然与红军不共戴天，蒋介石任命索观瀛为“卓（克基）、松（岗）、党（坝）三土游击司令”，企图利用他的藏族土兵阻止红军北上。6月24日，土司亲率土兵前往梦笔山阻击红军。25日，六团进逼卓克基，在梦笔山北麓的纳足沟深谷里与土兵相遇。头人命令向红军开枪射击，藏族向导中弹身亡，红军一再喊话宣传无效后，被迫进行还击。但土兵凭借地形有利和枪法准，与红军对峙。由于河谷狭窄不便于展开兵力，而且无法迂回，也避免双方更大的伤亡，红军没有强攻。

所幸，天降大雨，土兵们使用的大部分是火枪，火药受潮，火力减弱。经两天战斗，红军共击毙土兵37人、头人2名，伤21名。土兵武装向卓克基败退，虽被红军挤压至土司官寨，仍凭借坚碉寨楼继续顽抗。

卓克基官寨是一座石砌院落，地势较高，石墙厚实，还有视界、射界良好的七层高碉楼作依托，易守难攻，红军不便于展开兵力、火力。双方依然相持。

是夜，红军先头部队为联络后续部队，连发信号弹数颗。土司、土兵从未见过这等划破天空、照亮大地的“神火”，心惊胆战。索观瀛以为红军有神相助，施展法术，才能发出“神火”，若不躲避，必遭大劫，急忙令家人携带贵重财物，偕亲兵弃寨而逃，躲入深山。红六团及后续部队红四团得以占领卓克基官寨，次日占领整个西索村，尔后分东西两路向马尔康、梭磨推进。

其后数月，逃离官寨的索观瀛多次纠集多地的土兵达数千人，继续与红军作战，可惜他仍然不是红军对手。不过，索观瀛因此被国民党先后任命为理番卓克基乡总指挥、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军、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少将参军等。

长征途中，红军一年多时间里“三进三出”马尔康，紧临马尔康县城的卓克基成为长征途中的驿站、后勤基地。在中央红军北进甘南前，卓克基一带是总后方，也是后勤基地，医院和物资储运机构设于此，红军在此集中筹粮。最先到达卓克基的是红一方面军大部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军二十七师，他们自会师地懋功（今小金）、达维，经抚边、两河口翻越梦笔山，于1935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陆续到达卓克基。8月初，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也进入卓克基一线。沙窝会议后，朱德、张国焘率右路军（九军二十五师、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从卓克基北上。9月，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左路军一部经大朗足沟回到卓克基一带，右路军中的第四军、三十军则从包座沿原路返回卓克基、松岗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五军、三十三军、九军二十七师一个团留守马塘、卓克基、梦笔山一线，掩护后方。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其右纵队经卓克基北上；7月10日，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组成的左纵队从绥靖、崇化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马塘，再经黑水向毛儿盖、包座方向前进，是最后撤离马尔康境内北上的部队。

这一时期，鉴于红一方面军万里艰难行程后，部队中干部多、战士少的现状，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中旬建议抽调整建制的部队补充给红一方面军，在说服张国焘后（也有说，是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了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后），红四方面军从属下3个军中抽调部队给红一方面军：调给红一军团3200余人（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团2000余人、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1200余人）；调给红三军团2600余人（三十军九十师二七○团和八十九师直属队）；而红一方面军比较有经验的干部多，后来派出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黄鹄显、李卓然等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担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王泉媛、吴富莲到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中任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一方面军的支持是真诚的。

10月7日，朱德（图4）、张国焘在一座叫卓木碉的土司官寨发布南下作战命令——《绥、崇、丹、懋战役计划》。绥是绥靖县，崇是崇化县，合为现在的金川县；丹是丹巴县；懋是懋功县，即现在的小金县。当时川军（也有翻越雪山的）已逼近到这些地区，刘文辉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右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部队在大金川河左岸的抚边、懋功、达维一线。这是由高原腹地南下川西平原必经的河谷走廊，红军分为左右两路沿着河谷打下去。

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卓克基红色旅游景区内，面积为1547.7平方米，共有6个展室（万里长征、转战阿坝、三进三出马尔康、英明永存、传奇故事、迈向新长征）、一个下沉式沙盘（红色足迹）和一个多功能播映厅（红色视听）、一个休闲中厅（品读历史）。

纪念馆前广场上竖立着雕塑群像（图5），群像中，毛泽东的脖颈已经披上了洁白的哈达。我们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到达时，群像尚未竣工，待我们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又一次到达时，整个纪念馆里外已经完全竣工了。

群像命名为“北上”，基座上的碑文写着：雕塑以毛泽东为中心，红军战士和藏族小红军紧随，表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北上方针指引下，艰难北上的历程。

广场靠路边有一排枝繁叶茂的大杨树，树龄超过百年，平均树高30米，粗大的树干一人搂不过来。这5棵白杨树就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树”，树下有牌说明：红军树，为5株高山白杨树，树龄均百年，平均树高40米，呈一字行（形）排列。5株树枝叶蔓披，自成一体。1935年7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长征到达卓克基，曾在这几株高山白杨树上拴过战马，红军走后，当地群众为怀念红军，将这些树称为“红军树”（图6）。民间还有传说，当年红军战士席地而坐，手拄树棍落地而生，终成大树。红军树成为了卓克基的标志物，也是活的文物。

走进纪念馆正门（图7）。

我们特别仔细看了展示的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阿坝和马尔康的长征路线（图8）。路线曲折蜿蜒。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一同北上，又掉头南下，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

纪念馆里的内容很多，展示水平也相当好，我们一一拍照，用于我们的文章中。

走到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后面，馆后高坡上的突兀而起的建筑就是卓克基官寨，纪念馆和卓克基官寨之间有吊桥连通（图9）。

过桥走上公路，注意路边的石碑“卓克基土司官寨”，石碑旁边的石阶就是去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图10）。

在吊桥的下游，公路上还有一座桥，这就是红军当年过往多次的“红军桥”（图11），当年的桥比现在要简陋得多。

卓克基土司官寨海拔约2700米，位置相对独立，由一座石砌五层藏式主楼和一座石砌六层碉楼组成，是一座集居住、官署和防御相结合的少数民族官寨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原建筑主要完成于1918年，1936年毁于大火，1938年由第16代土司索观瀛重建，占地面积5400米，仿汉式四合院布局，包括围墙、照壁、高碉、牢房、主体楼，共有大小63间房。主体楼为典型的山地藏族民居建筑式样，平面为方形，坐东北面西南，面宽38.84米，通深35.25米，共5层，高19.05米。毛石和片石筑成的围墙方正厚重，围墙面内直外收。内围廊形成封闭式天井，廊用圆形木柱承载各层楼地面的木梁，上铺木楼板。屋顶为三角形桁架，上覆小青瓦。第5层主要作瞭望用。碉楼位于主楼的西北面，距主楼3米，平面正方形，底宽8米，向上收分为方锥台体，高约21米，内分5层，无门。3、5两层只能用跳板与主楼相通。

卓克基土司官寨以其独特的汉藏建筑风格而享誉国内外，被国际建筑师誉为“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图12）。卓克基土司官寨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清代土司衙门建筑。

卓克基土司官寨所在位置确实视界、射界良好，西侧的碉楼就是制高点，易守难攻（图13）。

不过，现在我们参观的官寨是10年前复建的，1934年7月时它被称为“土司衙门”（土司也有官职，其住所既是官寨又是衙门），那时红军还没有到达。现在其基本格局未变，只是“现代化”了不少。

进官寨大门，仿汉式四合院布局院落，辉煌的天井式建筑和藏族风格让人震撼（图14）。主楼有5层。其中红色文化展示主要在二楼，有卓克基会议旧址，有毛泽东等领导人住过的房间，有显示红军在该县建立的13个乡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沙盘，设有11个展室展示县境内现存的和流落的红军简介、老红军的题词及各种文史图片档案资料及红军文物。

1935年7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卓克基官寨，8日离开北上，在官寨中停留一周，并在寨二楼“土司议政厅”召开了卓克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卓克基会议旧址（图15））。

会议主题讨论当前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同时号召藏族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确定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在长征全程中，一共召开了23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其中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央已经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党中央翻越梦笔山，召开卓克基会议：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制定了红军在民族地区进行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全军重视筹粮。

可以说，卓克基这个地方对于长征而言最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了与红军“吃”有关的“牦牛革命”！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计10万之众如何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解决“肚子”问题日显突出！筹粮往往成为红军头等重要的工作。

我们继续参观。在官寨二层楼的一排房子，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住过的房间（图16）。

其中，毛泽东居住的房间是蜀锦楼，为索观瀛土司的书房，毛泽东曾在此住宿一周，并认真阅读了《三国演义》等土司的藏书。房中依旧保持着原貌，陈列有毛泽东读书用的八仙桌、休息时用的藏式坐床及珍藏版《三国演义》等。当时，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让毛泽东住了最好的房子。

毛泽东对在卓克基的这段经历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2年，索官瀛作为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在中南海一起吃饭。毛泽东说索观瀛“是一个开明的土司”，还问他那个书房怎么样了。索观瀛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跟党走。经毛主席接见后，索观瀛思想真正开始转变，回到家乡后积极参加剿匪和藏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还争取了一些尚在徘徊中的上层人士。他则担任了四川省民委的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可惜在“文革”中，索观瀛被红卫兵批斗后死于脑溢血。

红军驻留卓克基期间，在官寨附近的墙壁、岩石、树木上凿刻和书写了大量标语。西索村现存“胡宗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胡宗南是出卖西北回民老家的贼娃子！”“胡宗南是收捐派税的土匪！”等多条标语，最有名的标语是“红军打胜仗，藏民得解放”。

走出卓克基土司官寨，四下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漂亮的西索民居（图17）！马尔康地区的藏寨属于嘉绒藏寨，屋顶半个为歇山式，半个为晒台，多用叶岩建造。门上绘有十相自在图、日月图形等。在民居中，还有一幢金顶的寺院。

西索民居大多沿河分布，有些在山半坡。村里还有一些旅游项目。西索居民独具嘉绒藏族特色，房舍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与周围的河谷山川相映相衬，风景迷人。

我们寻访后对卓克基的一致评价：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在县一级同类馆中属一流的；西索民居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中也属一流。

附：红四方面军中两位高级干部的命运

卓克基还与红四方面军中的两位高级干部的性命相关——当时曾中生、廖承志都是被张国焘下令关押的，随队长征到此。两人的结局却大不同。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30年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932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主席是张国焘），1933年9月被张国焘下令监禁。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他拄着拐杖被押解参加长征。在卓克基，看守他的小战士告诉他，和中央红军会师了，他立即给党中央写信，表达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当时，党中央也知道曾中生已被张国焘监禁，曾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曾中生向中央的汇报不利于自己，不仅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还拒绝他同中央领导直接见面的要求。张国焘在“芦花会议”上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后，觉得再留着曾中生迟早要出大问题，便于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让人在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勒死了曾中生，并造谣曾中生逃跑投敌了。

党中央对此并不知情，直至曾中生被害半年后，已到达陕北的党中央还电示张国焘一定要保全廖承志、曾中生两个人的性命（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红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8年10月，中央军委确认曾中生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

有说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从阿西到俄界的行军路上，红军文学家成仿吾带着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来找毛泽东，告知曾中生在卓克基已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处死。

廖承志，1933年由中央派往川陕苏区，任省委常委，1934年任政治部秘书长，不久即被张国焘下令关押并开除党籍。他也被押解参加长征，到达卓克基。因为他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是国民党的著名元老和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在国内国际都有影响力，也因为周恩来的交涉和朱德总司令的查问，他得以保全性命。直至会宁大会师后，经周恩来出面解救方才获释，恢复党籍，继续工作。

长征后期，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两人共事一年多。朱德总司令直接干预，除保护了廖承志，还先后保护了欧阳毅（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曹里怀（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改任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局即作战局局长）、贺诚（时任总卫生部部长）、彭绍辉（时任三十军参谋长）等。朱德这样评价道：“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以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指张国焘），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得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引自《朱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