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3站　理　县

我们离开汶川县城（威州镇），走国道G317（也称为川藏北线），顺着杂谷脑河谷继续深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境内，先到达薛城镇，再到达理县县城（杂谷脑镇）。

理县旧称理番，那时的县城是薛城，现在的县城是杂谷脑镇。

1935年5月12日，李先念率部率先进入理县境内。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km数。）

汶川县城（威州镇）上［G317国道］向西36km→薛城镇24km→理县县城（杂谷脑镇）；海拔高度约1900m。

薛城镇，古为氐羌之地，属理番四大建制镇之一，是以羌为主的羌、藏（嘉绒藏族）、汉等多民族杂居区。这里为历代兵家必争边防重地，曾经是茶马古道隘口的大唐边陲重镇和重要的治所地，从隋开皇四年（584）建薛城戎以来，唐贞观二年（628）置薛城县；五代孟蜀置保宁县。明洪武六年（1373）去“宁”字称保县，东面称宁江门，西面叫伏羌门。乾隆十七年（1752）后置理番直隶厅，撤保县。民国二年（1913）改厅为理番县，1946年改名为薛城镇，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今是阿坝州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镇之一。

老红军胡宗林（理番人，藏族，藏名仁钦索朗）回忆：红四方面军占领威州后，1935年5月22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从茂县附近西渡岷江，沿杂谷脑河而上，分别向理番（现改名为理县）、黑水前进。30日，进占理番县城薛城；31日，占领杂谷脑。

据理县县志记载，红四方面军的数支部队在当时的理县驻扎半年之久，在县城薛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设立医院、儿童院和各行政部门。“在薛城一带，就有近400人参加红军，其中大多数为革命牺牲，解放后回到家乡的只有不到10人”。

曾在薛城镇工作的寇仁义介绍，红四方面军驻扎薛城的时间是1935年5月到8月29日，红军在薛城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还建有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工具厂、文工团、招待所等机构，甚至还有造币厂（图1）。

在经受了“5·12”大地震后，薛城镇修建得越来越吸引人，已成为旅游古镇。

筹边楼是薛城镇里最显眼的建筑（图2），它建在突兀拔起的天然巨石顶上，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座楼是唐代剑南道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筹划川西防务所建，当时唐、蕃对峙，他率领将士在此戍边，筹划边关事务，因而得名“筹边楼”。该楼为正方形二层重檐歇山式木结构建筑，通高18米，有石阶盘旋而上；底楼为正方形，边长7.38米，高4.43米，以外柱12根、内柱4根将其空间隔成进深、面阔各3间；内外柱为方形，四棱卷起弧线，方形须弥座石质柱础。楼外建石栏杆一周，石栏杆、桩、条栏均为方形，柱顶为须弥座上托莲花瓣石珠。二楼高3.6米，中为方形大厅，边长3.64米，四周板壁及顶部望板皆彩绘各种人物故事图案，内容多为李德裕筹边故事，如商讨军事、演练兵士、山川地形等。筹边楼本来不在此巨石上，而在河对面，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楼被大水淹没，后来迁移至此处。筹边楼曾经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徐向前等领导人在此指挥了维关、娘子坡、宝殿寺、梓潼宫等战斗。在楼台的一角挂着“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旧址”的牌子（图3）。

红军进占薛城时，在薛城的梓潼宫等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现在留有战斗遗址，仅是一片夯土。牌子上是“梓潼宫战役遗址”（图4），实际上战斗的规模还构不成“战役”。

在《羌族近代史》中有条目“薛城阻击战”记载：1935年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两个团担任后卫，由汶川县境内向理番转移。川军二十一军十二旅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营随后尾追，川军四十五军十五旅3个团由汶川县境分别越岭翻山，向薛城附近红军阵地抄袭。8月19日红军开始与敌交火，先后激战于甘溪沟、铲底山、神树山等地，冒着地面炮火轰击与飞机轰炸，顶住敌轮番进攻，不惜白刃格斗，坚守住阵地，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政委王德安以及二九五团团长漆成龙不幸牺牲，但完成了阻击任务，于23日向杂谷脑地区转移。

在古镇老街的尽头是宁江门，始建于明代，是古城的东门，后因毁于战火，于清代重建，是清代理藩府城址保存较为完好的遗迹。城门宽2.75米，高6.5米，呈拱形顶，均由条石砌成，城门洞题记年代为“乾隆五年”，上有修筑时所刻“保障边陲”。这里是“薛城城门洞红军石刻标语”所在处。

红军在薛城留下了许多石刻标语。在城门洞门楣的拱石上可清晰看见当年红军镌刻的标语：“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奋斗到底！”落款是“红四军”。所以宁江门又被称为“红军门”（图5）。

在城门内的条石墙体上，一侧是红军石刻标语“蒋军士兵们，你们拖枪过来参加红军！”（图6），另一侧的石刻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图7）。

继续西行，我们到达当年的理番、今理县（县城杂谷脑镇）。

1935年5月31日，红四方面军大部队开始进入杂谷脑镇。杂谷脑，藏语的意思是“吉祥”。杂谷脑镇虽然不大，但和汶川和茂县的县城不同，它坐落在平缓的山坡上。几十年前，镇子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建筑，更不用说解放前了。

6月15日前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由佳山移驻杂谷脑镇营盘街，徐向前总指挥住在龙升荣家（图8）。

当年的理番杂谷脑，在长征史上有过一件大事和一场特殊的战斗。

先说当年发生过的一场特殊的战斗——红军女兵战斗部队攻打杂谷脑喇嘛寺。杂谷脑喇嘛寺当时是理番地区最大的一座寺院，寺中有几百个喇嘛。

原本红军是不进喇嘛寺的。怎么会攻打杂谷脑喇嘛寺呢？我们听到的说法不一。一个说法是国民党势力作祟，国民党特务分子潜入了寺院，败退的国民党残部龟缩于寺中，还有当地的一些土兵、土匪也聚集在寺中，挑动喇嘛寺与红军作对，甚至叫嚣所谓“武装保卫寺院”，差一点扣押红军派去协商谈判的干部，最后双方兵戎相见，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名副官牺牲；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张国焘下令，把寺中一名叫简博施的汉人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杀了，还把甘堡保商队长桑福田当作民团头子杀了，导致喇嘛寺僧人、保商队与红军对立；再一个说法是喇嘛寺中的喇嘛不时挑衅、开枪袭击红军人员，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的说明：1935年6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杂谷脑，匿藏在寺院内的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活佛、喇嘛策划暴动。当红军代表入寺开展宣传解释工作时遭遇伏击。“中共妇女部”和妇女独立团，经两天的激烈战斗，击溃暴乱反动武装。

那为什么派女兵上阵呢？又是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当时红军在杂谷脑没有战斗部队，只有女兵部队在附近担任宣传动员、运输和筹粮等辅助任务，只能调来担任主攻了；另一种说法是有女兵被杂谷脑喇嘛寺中射来的枪弹所杀，激怒了众女兵；最离奇的说法是有人提议说，僧兵不与女人作战，所以调女兵来攻占喇嘛寺比较合适。

总之，女兵们上阵了！四川档案局黄志昌的文章中说，战斗任务交给了“中共妇女部”“少共妇女部”，主攻杂谷脑喇嘛寺的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说为妇女独立师一团，团长陶淑良）。四川姑娘的泼辣、敢干由此战显现出来！1935年6月19日，攻击开始。因为不能让寺中的人知道寺外对手是妇女，所以，在战斗过程中，女兵们不能喊打喊杀的，也不能亮出身姿打冲锋。她们利用土木作业，把壕沟一直挖到了寺院大门近旁，向寺院墙里猛投手榴弹，然后掩护突击队抬着一根大圆木撞开了寺院大门，随之蜂拥而入。女兵们的武器是优于寺中乌合之众的，近战结果可想而知——女兵们无人牺牲，而寺中一片混乱，有躲藏的，有逃跑的，有放火再加一把混乱的……女兵们一边缴枪不杀、一边灭火，还把寺中的粮食和糌粑、盐巴也抢了出来。在对寺中的喇嘛和保商队员进行了宣传、教育之后，抢出来的粮食和糌粑、盐巴不仅分给了老百姓，也给他们都留下了一份。

据老红军胡宗林回忆，他所在的第三十一军学兵连奉命协助妇女独立团作战，妇女独立团3个连投入战斗，从3面向寺院发起猛烈进攻，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都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八角帽，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都很新，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神气得很，令学兵连的新兵们都非常羡慕。

附：《羌族近代史》中条目“杂谷脑事件”

1935年6月，在理番县杂谷脑喇嘛寺发生了杀害红军、突袭暴动、战斗中寺院起火燃烧的事件。对此，在长征史中，通常称之为“杂谷脑喇嘛寺事件”或“杂谷脑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就此煽动反共舆论，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消息”，歪曲事实说，“该地各屯民众不堪其苦”，“誓愿辅助官方，内外齐侪，以期一举歼灭残匪”。把事件的起因反诬是红军“将杨（继盛）、桑（绍卿）两土司杀毙，二地头目遂领导人员与之激战”。事实上，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蒋介石直接策动所谓“加紧围剿”“急起协作”“内外齐侪”“悉数歼除”红军的产物。两大主力红军行将胜利会师，蒋介石飞抵成都，亲自筹划了所谓“倾全力安川剿匪”的新对策，炮制了《劝告川陕甘宁青民众协剿赤匪书》等文，并用藏汉文字对照印发，又召集时在成都的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令其转饬边地各土司、守备，密切联络，并力追靳”。同时，接连派出飞机，将《协剿书》于6月14日空运至川西北地区上空大量空投散发，同时投散“手令”，饬令理番等地各屯、土、寺庙“于官军未到之前作战，摇动匪巢”。隐匿于杂谷脑寺院的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之团长罗济群等接获空投“手令”等后，立即串通寺庙喇嘛及部分土屯首领，组成“松理茂懋没汉屯自卫义勇大队”，秘密召集会议，筹划暴动规定了统一行动时间和相互联络的暗号。6月19日开始行动，首先杀害红军入寺借粮干部，随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驻地红军被暴徒夺去枪械140余支，不少干部战士惨遭杀害，共青团川陕省委负责人张一渭在甘堡惨遭杀戮。这次事件中，原曾投向红军，被收编为独立师、担任领导职务的九子等屯守备，也因“明投暗抗”，与策划暴动有所牵连，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逮捕处决。九子屯等兵参加独立师后，绝大多数战士和下级干部均拒绝参加暴动。事件爆发后，独立师进行整顿，大部分藏、羌族战士编入红三十一军。（注：“追靳”，疑为“追剿”。）

不过，今天的杂谷脑喇嘛寺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寺院了，现在理县最大的喇嘛寺叫作宝殿寺（图9），规模更大，也更漂亮了。至于红军女兵们挖掘的壕沟、撞开的大门，想必已毫无踪迹了。

再说当年发生在此的一件大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首现不和谐的“杂音”。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在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坦率地告诉张国焘，中央红军可能不到3万人了。这时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余人。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还有进一步的想法。

为了加强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杂谷脑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去慰问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还有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领导。

中央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到达后，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尽量减少他们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当中央慰问团与张国焘谈话时，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并建议军委设常委。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于1935年7月6日凌晨1时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7月9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中重申了张国焘的意见：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即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不到一个月，会师时的热烈、喜庆气氛就被冲淡了。

要不要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给个什么“官”？后来在7月18日召开的芦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议决。

在理县还有哪些红军的遗迹遗址？我们了解到，从汶川县城至理县县城经过的桃坪乡佳山村有红军临时指挥部（村民龙升世家，已震后重建），1935年6月8日—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此，但是要走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不适合我们的体能，未去。理县还有一个“红军沟”，位于理县梭罗沟境内的凉台沟原始生态景区内，和毕棚沟景区相邻，据说当年红军长征时在大梁湾短暂休整，所以也被称为“红军沟”，但我们打听到，景区是正在开发的旅游景点，也就没有前往。

在米亚罗红叶风景区中心地带的猛古村（属嘉绒藏族聚居区），有通往虹桥雪山的小路，当年红军走过时，在路边一些石头上镌刻下了“加紧生产”“打到兰州去，番民都得分好田地，好牛羊！”“共产党是为回番民找衣穿找饭吃的政党”等多幅标语，有些标语还细心地把笔画涂成了红色。在这样偏僻的山村，保留着多幅红军石刻标语，弥足珍贵。

自1935年6月上旬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之一部先后从杂谷脑出发，经沙坝、夹壁、米亚罗，翻胆杆梁子进入尽头寨，越鹧鸪山抵达马塘、卓克基一带地区。7月，三十三军另一部从薛城出发，越熊耳山到达古尔沟，经沙坝到米亚罗，翻胆杆梁子和鹧鸪山进入马塘，其最后一批部队于8月23日撤离薛城，于8月29日撤离杂谷脑，直至1936年1月，红军全部撤离理县县境。

当年，理县参加红军长征的有4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家乡的不足10人。其中，有一家人非常感人，藏族妇女杨金莲（藏名板登卓）年已花甲，丈夫参加苏维埃被杀，她毅然带领22岁的大女儿姜秀英、14岁的小女儿姜萍及12岁的小儿子唐子全一道参军，因此，她成为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最年长者。小儿子在长征途中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一家人历经艰难险阻胜利抵达延安，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尊称她“老妈妈”。后来，她又送两个女儿相继参加了朝鲜战争。杨金莲以102岁高龄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