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2站　王坪村

从万源市区出发，去往通江县境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全程以走S302省道为主。

参考行驶路线：（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两地之间的数字是大约行驶的km数）

从万源市区到永安镇的路段以水泥路面为主，路面时有破损，个别路段短距离的路基损坏。过了永安镇后就是柏油路面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9km→城区和平路到广场右转30m再左转向南上［G210国道］5km→右转向西南转入［S302省道］24km→长石乡7km→永宁乡14km→虹桥乡10km→竹峪镇11km→朱元乡10km→铁溪镇19km→长坪乡9km→泥溪乡10km→永安镇13km→烟溪乡9km→长胜大桥路标指示左转往“沙溪镇”［乡道］9km→路标指示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左行3km→“红区第一村王坪”石碑处岔路口右转6km→“赤化全川”观景台（回头）8km→王坪村“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景区游客中心。

途中经过竹峪镇。竹峪，位于通江东北面和万源之间，背靠陡峭的太平山，肖口河穿镇而过，河左岸有包台山，河右岸有佛爷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既是连接川陕两省的重要通道，又是川东北进出的重要门户，所在地又被称为“竹峪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留有“竹峪关反击战”旧址。

竹峪关反击战——1933年5月，刘存厚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十三军军长，中旬，他以8个团1万余人的兵力踞此雄关，欲切断红军后路，再伺机出击，妄图配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蒋介石委任的“川陕边剿匪督办”）全歼红军于川陕边界地区。对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十一师主力奉令分路出击，分别由涪阳坝、洪口场，日夜兼程奔赴竹峪关。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由王家坪转移至董溪口，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将主攻竹峪关包台山的任务交给了红三十三团。红三十三团一营自通江泥溪场向东随师主力前进，由师政委李先念指挥，直插包台山。团长程世才根据侦察情况，决心攀山崖偷袭山上守敌。一营派出善于夜战的三连在夜色中攀崖成功，绕过敌人岗哨，插入敌前卫营和团部中间，凌晨发起进攻，同时，程团长带着二、三营从包台山正面展开进攻。在内外夹击下，仅30分钟就击溃敌廖雨辰旅的1个团和1个营，占领了包台山，共毙伤俘敌1200余人，缴获长短枪支约13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15门，子弹数十万发。红军乘胜猛追出六七十里，击溃刘存厚部4个团，解除了刘部8个团对红军的左翼威胁。竹峪关反击战是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战。

事前我们了解到在镇北有竹峪关反击战旧址，然而当地没有路标铭牌指示，我们向当地人打听，也无人知晓。这时我们重走长征路的经验还不足，还不知道“有困难找组织”（即联系当地政府和党组织），只好放弃寻访。但是，我们得知竹峪是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的家乡，有他的雕像（图1）。

熊国炳（1899—1960），原名熊廷南，通江县熊家湾（今万源县竹峪乡太平村）人。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熊国炳被群众推选为竹峪乡赤卫军队长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2月中旬，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被推选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8月和次年12月又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5月，率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随红军长征，调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张国焘成立自任主席的“西北联邦政府”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机构。1935年冬，熊国炳改任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1936年1月，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在芦山县城成立，熊国炳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底，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熊国炳任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经理处处长。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后，组成西路军。11月10日，党中央批准成立由陈昌浩、徐向前等11人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熊国炳为委员。1937年3月13日，由李先念、王树声等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熊国炳任委员。熊国炳后不幸被俘，他谎称伙夫脱离险境，沿途乞讨到达甘肃酒泉，改名张炳南。1951年，熊国炳返回四川老家，于1959年再次回到酒泉。隐姓埋名20多年后，熊国炳于1960年10月底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熊国炳这样的经历让人唏嘘不已！同为西路军的女红军王定国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熊国炳：“……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甘当农民，自强不息，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其意志，如青松翠柏坚忍不拔；其人格，如白璧雪莲纯洁无瑕。”

当年，在“万源保卫战”时，熊国炳作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亲自坐镇万源，组织各级苏维埃政权，动员了全县20多万人中（除老弱病残外）多半数人积极投入了支援红军作战的工作。

在竹峪镇还有中共凤凰县委（万源县委的前身）、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我们继续前行，到达永安镇。事前我们了解到镇子往南七八公里的地点，在S302省道路东有红军兵工厂旧址群。遗憾的是，我们从当地人口中仍然问不出所以然来。

（通江）红军兵工厂旧址群位于S302省道路东侧苦草坝附近（距永安镇南几公里）。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开辟川陕根据地后，在通江县境内建立起兵工厂。有资料介绍，这里的红四方面军兵工战士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尚有七八十人，最后到达陕北时只有14人了。

再前行，到达长胜大桥，见路标指示“沙溪镇20km”，即左转上桥往沙溪镇，行驶约9公里时见路标“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左行，经过文胜乡（文西口村），再行驶约7公里到达“红区第一村　王坪”巨石处（图2），也是路口处。

在这个巨石处右转，行驶约6公里到达“赤化全川”瞭望台，有水泥路面停车场。在蒙蒙细雨中，远眺数公里外山崖上全国最知名的巨幅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图3），附近是苏坪村。

“赤化全川”石刻标语刻在沙溪乡海拔800多米的景家院悬崖绝壁（当地百姓称之为“红云崖”）之上，距地面15米。1934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准备凿刻“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标语，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到此巡查，觉得标语字数过多则凿刻出来不够醒目。决定重新凿刻“赤化全川”4个字。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錾字队20多人历时4个月凿刻完成。标语字幅高5.85米、宽53米，字间距7.1米，单字高5.85米、宽5.2米，笔画宽0.9米、深0.35米，大的笔画槽里可以平卧一人。红军长征离开后，当地群众为保护红军石刻标语，他们爬到悬崖上，用黄泥巴把标语覆盖起来，不让敌人发现，从而完好地保存了堪称红军石刻标语之最的巨作，令它享誉中外，载入了《中国名胜词典》。

据史料记载，石刻标语是红四方面军开展宣传活动的一大创举，当年红四方面军编制中有20多名石匠，他们在川陕苏区的山山水水间留下了3000余幅石刻标语。

从瞭望台上下来，行驶约8公里到达王坪村“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广场（图4），这里也是王坪村国家AAAA级风景区。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尽管红军烈士陵园与王坪村国家AAAA级景区在同一处，但道路的旅游标识只标注景区而不标注烈士陵园。怪不得我们直到长胜大桥左转后才看到烈士陵园路标指示。景区的游客中心也是红军烈士陵园的管理部门。

景区内只有小旅店、小饭店。我们就住在景区游客中心附近的“天府园”，吃饭就在旁边的“根据地”小饭馆。年轻的饭馆老板特意为我们开通了Wi-Fi。女房东特意送我们自家炒制的山茶叶。晚上，我们在清新的空气和微微的山茶香味中，伴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声睡去。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景区（联系电话0827-7550339）位于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当时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所在地。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的红军指战员们从前线送到此医治，患重病的红军指战员们也到此医治。因缺医少药，营养不良，伤势恶化或病情加重，许多伤病员牺牲在医院。埋葬在王坪的烈士不断增多。

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碑：

1934年7月，为褒扬革命烈士，总医院决定在王坪为烈士建墓和修建纪念碑。

墓碑由总医院医务人员、轻（病）伤员和当地群众建造而成，由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并书画碑文和图案。

1934年3月始建烈士陵园，当时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设计墓碑并题写碑名“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于当年12月21日竣工，原名王坪烈士墓（图5）。

王坪烈士之墓墓碑由碑帽、碑体、碑座组成。碑帽高0.87米，呈塔状，顶部嵌有一大一小两个球形帽，四角微翘；碑体正中竖刻着“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旁是一副对联，上联为“为工农而牺牲”，下联为“是革命的先躯”，横批是“万世光荣”，碑体的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手枪和步枪图案。碑座高1.5米，宽1.62米，上面镌刻着铁锤、镰刀、五星图案，向人们预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烈士墓碑前有一张石供桌，两侧各安放着一门用石头雕凿的迫击炮。

烈士陵园建成后。反“围剿”战斗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医院里收殓红军烈士的棺木来不及打做，只好用竹竿做棺木，再后来战况愈发激烈，棺木都来不及做了，战友们就将烈士遗体集葬于一穴，最大的墓冢安葬着3800多名红军烈士。陵园内最多时安葬了7823名红军烈士，其中军师职以上将领51人，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自己的烈士修建的陵园，其中的红军烈士集墓是全国最大的也是仅有的红军烈士集墓。

1935年春，红军长征离开后，当地群众将纪念碑和所有的烈士墓碑掩埋起来，保存了这块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墓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当年的模样。

初始陵园面积35亩，保护区1500亩。通江籍老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何正文题写了园名。1951年，王维舟、余洪远率中央访问团在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徐向前1982年为陵园题词：“学习革命先烈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为陵园题诗：“不忘鲜血洒王坪，何日归去得祭坟。革命传统勇为祭，振兴中华慰英灵。”1988年1月，国务院将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8月，陵园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烈士纪念性建筑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纳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陵园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011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散葬在通江全县的红军烈士迁葬到王坪红军烈士陵园，并对陵园进行改建和扩建，将原来的35亩陵园核心区扩展到350亩。通江县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组织到迁墓现场，为红军烈士送行，他们为烈士洗净骨骸，重新收殓，仅用了3天时间，把分散在通江县50余处、11428座共计17225名散葬烈士遗骨迁至烈士陵园。现在整个陵园内共安葬着25048名红军英烈。

而今，已形成了35平方公里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旅游景区，其中核心景区4.2平方公里。景区分为“五区一环”，以“川陕苏区首府红色激情通江”的形象宣传为主题，形成了红色序章、红色战地、红色丰碑、红色追忆、红色永续的红军文化脉线。整个烈士陵园的主要景点有：铁血丹心广场、无名烈士纪念园、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群、古堡大城寨（观景台）、“赤化全川”巨幅红军石刻标语和王坪新村。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导览图》（图6）上可以看出，游客中心旁边是红军广场，广场上有19米长的巨幅红军群雕《铁血丹心》（由成都军区捐建。图7）及浮雕墙。《铁血丹心》群雕的旁边就是千秋大道（长425米的石阶）的起点。

经过广场再沿千秋大道（石阶）向上延伸，依次是石牌坊、烈士集墓（墓碑阵列）、纪念柱和汉白玉碑组成的散墓群、“川陕忠魂”纪念碑、英烈墙等。但我们没有走千秋大道，而是驱车先去大城寨（图8）。

大城寨位于王坪后山，是制高点，宋代建寨，曾经是山大王占据的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一分院驻此，这里也是保卫红军总医院的制高点，在这里远可眺望“赤化全川”巨幅石刻标语，近可俯瞰烈士陵园全貌。

我们从停车场开始登台阶，经过“第一金城”寨门，一直往大城寨观景台攀登（图9）。

登上观景台，俯瞰整个陵园，由低到高的布局尽收眼底（图10），看着集墓群中数千个墓碑整齐地排列成扇形，好似红军勇士还在冲锋陷阵……让看到的人只有心灵的震撼！在照片中，从右至左（由低到高）依次是纪念广场、巨幅红军群雕（由成都军区捐建）、浮雕墙、石牌坊、烈士集墓（墓碑阵列）、纪念柱和汉白玉碑组成的散墓群、“川陕忠魂”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墙等。

排列成扇形的烈士集墓（墓碑阵列）显得尤为壮烈！

接着我们从观景台往下走，走到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上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墙（图11）。

纪念墙长达几十米，黑色石墙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红军烈士的英名，墙正中的铭文记载着：“墙上镌刻着来自12个省、49个县、7823名牺牲在通江的红军烈士英名。”而团职以上红军烈士名录记载：“团职以上红军烈士203名，其中军职9名，师职42名，团职152名。”因此，这个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也是实名记载红军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我们深深为四方面军在安葬烈士时所做工作的细致、完整而肃然起敬！

还是在这个平台上，红军烈士纪念墙前面耸立着“川陕忠魂”纪念碑。高大的纪念碑颇有气势，碑身上巨大的五角星嵌着镰刀斧头表明这是纪念红军的（图12）。在雨中，我们依次肃穆地站立在纪念碑前，面对红军烈士纪念墙行军礼！

我们从平台沿台阶方向看去，近万座红军集墓（墓碑阵列）近在眼前。排列整齐的白色墓碑上，只镶嵌着一颗颗鲜红的五角星，烈士们没有留下姓名（图13）。

红军集墓旁立着史书般的墓志（图14）。

我们没有沿台阶下山，而是从平台一侧的小道下山，沿途继续寻访红军遗址，主要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群：轻伤连、看护连、重伤连、干部连、担架队、木工厂、总务处、中医部、被服厂、伙房、卫校、医务部·西医部、手术室等。这些旧址大多进行了“二期修复”，看得出来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图15）。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简要介绍如下：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于1932年12月21日在通江泥溪场成立，经过5次迁徙后进驻沙溪镇王坪村。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总医院是一个相当于军级的直属单位，集医、政、军、教于一体，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辖7所分院、5所军医院、15所师医院和44所团卫生所。最多时收治伤员约6000人，不仅是我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而且还创建有当时全军规模最大、专业最齐的卫校（包括西医、中医、护理和天花预防4个专业），先后培训出医护人员2000多人。

据《通江苏维埃志》记载，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已是一个建制完备、功能齐全、规模巨大的医院。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管理委员会是红四方面军医务系统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3大部。政治部主管医院系统的一切行政事务；医务部主要负责医疗业务工作，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培养医护人员，指导下辖医院的业务工作，下设中医部、西医部、护士学校、看护营、院部医务所等机构；总务处负责总医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医院、军医院的医药器械保障等。在3大部下又各设若干科、股、室、校等。这些机构和建制，后来成为创建新中国卫生医疗体系的重要参考。

总医院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全方位地为伤员进行救治。战事吃紧时，伤员收治量在3000人左右，万源保卫战最艰苦的时候，收治量曾高达6000余人。医院长期缺医少药，于是自行研发、研制药物和医疗器械就成了救死扶伤的一条重要途径。打针没有蒸馏水，便用甑桶把水烧开，像煮酒一样收集蒸汽，然后冷却成水；没有镇静药，就将收购的鸦片烟提炼成吗啡来止痛；没有麻醉药，就用漂白粉和白酒混合蒸馏制成一种名叫“哥乐方”的麻醉剂。有时候伤员多了，实在忙不过来，甚至还用盐开水兑药粉打针。中药材匮乏，就请当地的名老中医就地取材，并组建采药队，负责中草药的采集。为了帮助当地消除鸦片烟的危害，还自行研发戒烟药，这种戒烟药因其疗效较好，一般有瘾的人吃上一段时间就能戒掉烟瘾，而被人们称为“神丸子”。

当时，红四方面军除了总医院（下设7个分院），还有5个军医院（是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各有一个医院）。展板上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人名单。

总医院全院有医务人员189人。其中中医32人。护理员60人；西医12人，护理员85人；另有4个连的卫生队。所有伤病员按病情分编为1个重伤连、1个干部伤员连、1个休养连、9个轻伤连和2个病号连，分住在方圆10多里的民房内，既及时实施医药救治，精心护理，又努力改善生活，丰富营养。同时还积极开展心理疏导，促进早日康复，重返战场。到1935年红军撤离时，总医院将所有伤病员编成4个团，随大部队一道长征。

走过总医院旧址区，我们走到王坪村红军希望小学前拍照（图16）。

村民们围拢来，热情地把在陵园区内可以看到的红军遗迹遗址指点给我们，告诉我们哪些老房子塌过、哪些又修复起来。他们习惯地称呼红军烈士陵园是“万人坑”。

我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图17），这是一幢仿川东民居风格的建筑，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建于2011年8月。

馆内陈列主题为“川陕忠魂　不朽丰碑”。主要以文物、图片、场景介绍和展示红四方面军将士在无数次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事迹和总医院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事迹，以及他们为开创、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做出的不朽贡献。整个展陈体现了“川陕苏区首府，红色悲壮通江”的历史地位，也展示了红四方面军的光辉历程。

还没到开馆时间，在纪念馆门口的保洁员看见我们“重走长征路”的旗帜，冒雨起身，热情地告诉我们景区内还有一些红军遗址遗迹可看。纪念馆的值班人员走过来，请我们在电子屏上和签到簿上签到。接着，我们认真地参观了纪念馆。

在纪念馆前厅里，是三尊红军塑像（图18），代表红军指战员和女医务人员，呼应了展览的前言。

前言指出：“川陕苏区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红军和苏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在战场，苏区军民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迭破险境，屡胜强敌，数万名红军将士英勇献身，长眠在巴山大地。

在后方，医务人员因陋就简，攻坚克难，精心救治，悉心照料，抢救治愈了数以万计的伤病员，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枪林弹雨夺去了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不朽的精神！

塑像背后是毛泽东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评价：“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资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纪念馆前厅两侧的庭院里，分别是铜雕像《伤愈归队》《下棋》（图19、图20）。

2015年，甘肃省慰问西路军女战士，年仅10岁就在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二卫生所当护士的牟炳贞老人还记得《十劝伤病员歌》：“一劝伤病员同志们呢，有决心，勇敢地冲锋去作战，争光荣；二劝伤病员同志们呢，出发的时候不用急，带上大家的辣椒和猪肉，送给你们上前线……”

纪念馆中的展览分为“辉煌征程”“战地血花”“铁血丹心”“丰碑永存”“将星璀璨”5个单元。

在“川陕忠魂”的主题下，展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以及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将领。大幅画像中，前排为首的是张国焘，前排左边是奋战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前排右边是驻守在此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图21）。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形势图（1929年4月—1934年9月）》旁排列了当年的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曾中生、倪志亮、郑义斋、旷继勋、袁克服、周纯全、刘瑞龙、熊国炳、傅钟、余洪远、张广才、黄超、吴永康（图22）。

我们特别关注展示的长征相关内容（图23—图28），我们将循此一路走去。

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展示了从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将领：元帅1人（徐向前）；大将1人（王树声）；上将14人；中将35人；少将260人（图29）。

而牺牲的那些先烈更值得我们崇敬！没有他们付出宝贵的生命，哪有今日新中国的辉煌！在“巴山红军魂”的诗作旁，列出了一组先烈的画像或照片，他们是：旷继勋、王堃、王其康、王德元、冯元义、甘良发、任耀芳、何存志、何静波、何德秀、余方祯、余笃山、吴展、吴先保、吴鸣和、张时忠、张雨滴、张逸民、李隆兴、李锦云、杨乐洋、汪成功、汪烈山、肖显举、陈卫东、陈少清、陈少猛、陈先泰、陈自岗、罗从盈、罗明银、赵湛如、梅宏华、龚炳章、韩继伦、潘永阶。

还有一个展板上都是没有画像或照片的先烈，在他们的姓名上面只有一颗红五星。

在“战地血花”单元中，着重表现了红四方面军数量众多的女战士，她们不仅是医生、卫生员，也是战斗员。红四方面军的女兵，是红军的骄傲（图30）！

我们还看到两幅栩栩如生的画像，一幅展现的是红军女卫生员在救治伤员（图31），另一幅是女卫生员在清洗绷带的展示（图32）。

我们特意看了在展板上“从这里走出的9位女校官”——解放后授衔的女红军：彭素上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司药主任）、王长德大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连长）、权卫华上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伤病员连连长）、林月琴大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辅料员）、潘家珍中校（妇女独立团连长，担负转运伤员连任务）、吴朝祥上校（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俱乐部主任）、史群英少校（红四方面军总后方医院护士）、李光明少校（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卫生员）、杨磊（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图33）。

我们议论起未在展板上的张琴秋，她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之前她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些开国大将、上将曾是其部下。因为诸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没有被授衔。但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中，专门介绍了张琴秋，视她为没有军衔的红军将领；在《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中，认定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后来的行程中，我们在巴中市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里看到的张琴秋雕像（图34），标明了她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在我们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时，赤水土城镇中国女红军纪念馆里有张琴秋的专版，简要地介绍了她的生平，指出她于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图35）。

在展览的“结束语”前，我们的心头是沉甸甸的！“一个烈士，一座丰碑！共和国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革命先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纪念馆展示的图中，特别关注了比较重要的两幅图。一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形势图（1929年4月—1934年9月）（图36），在图中清楚地标示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地域和相应时间。

另一幅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示意图（1932年12月—1935年3月）（图37），主要的战役战斗就是“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图中标示出向西（图左侧）“强渡嘉陵江及长征方向”。

我们走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来到烈士陵园的石牌坊前展示队旗（图38）。

最后，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办公室的毛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情况，还赠送书籍给我们。景区领导得知来了重走长征路的，特地打来电话，要留我们交流、吃饭，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赠送了“重走长征路”条幅后，便匆匆上路。

附：全国最大的红军石刻标语“平分土地”（图39）位于通江县至诚乡的佛耳岩上，距离王坪村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不算太远。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期间，为巩固根据地、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和迎接红五月到来，九子坡苏区主席马昭书与红十师政治部商定，在高30米、宽60米的佛耳岩峭壁上凿刻巨幅标语。由红二十八团錾字队凿刻，历时3个月完成。标语距地面22米，字幅面积396平方米，单字高6.95米、宽6.35米，笔划宽0.89米、字道深0.1米，被誉为“红军石刻标语之王”。在凿刻过程中，一位红军战士不幸从崖上落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因为雨丝还在飘，雾气浓重、能见度极低，我们只好取消了去至诚乡看佛耳岩红军石刻标语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