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青少年到晚年，都把读书看成第一生命。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红军长征时，环境极为艰危，他的境遇也不好，但他却始终带着一箱书，随时学习。他病了骑在马上，稍清醒就在马背上读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马背上读完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从此时起到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可谓是毛泽东学习生活的延安时期。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深知理论知识对于以不识字的农民、工人为主体的革命队伍的重要性，他把读书学习提到关乎革命胜利的高度，不仅自己刻苦读书学习，而且要求全党、全军认真学习。

毛泽东的目标是建设有文化的政党、有文化的军队。所以，他建立学校，亲自讲课，统一规划党和军队的读书学习，整顿党的学风，全党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知识基础。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发电，要他们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作为延安的学校和部队干部学习政治文化之用，并要求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1938年又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历史和现状，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毛泽东自己更是发愤读书，夜以继日，除了工作以外，手不离卷，有时为了读书，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些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可以收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毛泽东读书，不但非常刻苦，而且读得懂，读得有心得，得以创新。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仅批注就写了13000多字。

1938年初，毛泽东转而研究军事理论问题，他广泛搜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当贺子珍告诉毛泽东，萧劲光有《战役问题》《战斗条令》两本书的消息时，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登门借书。而萧劲光自己也把这两本书视为“宝贝疙瘩”，又知道毛泽东借去就可能不会还了，有些舍不得，可又知道毛泽东轻易不开口，所以不得不借，以至于10年后，还“耿耿于怀”地说毛泽东借书只借不还。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自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以来，学习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他研读了大量各类著作，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指导了中国抗日战争，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指导了人民军队的建设，指导了边区经济建设，指导了边区社会建设，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