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合作的方法是多变的，但这种变化是以目标不变为前提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

毛泽东决心离开上海，要拿枪上山救国救民，可上山的人马不足千人，这样一支队伍要完成救国的宏大志愿，无异于蚍蜉撼树，所以开始时他必须以不讲任何条件的方法寻求合作者，不管是合规不合规，先是人合到一起，有了人就能壮大队伍，就能与敌人斗争。由此，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朱德、陈毅的部队，彭德怀、滕代远的部队，即集合在了他的麾下。

这种不讲任何条件的合作，好处是迅速扩大了队伍，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新加入者人数多成分杂，不能全部理解毛泽东策略，加之毛泽东也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实施细则，这就给他带来了很大伤害，使他丢了权，离开了他自己创建的军队。这使人很难受，如果毛泽东没有胜出他人的本领，领导权也就此易手了。

毛泽东就是出类拔萃，离开他，作战就失败，有了他，作战就胜利，所以还得请他回来。毛泽东这时要立规矩了，他召开会议，统一思想，作出决议，仍旧按照他的思想去建设军队。

为了解决这种合作模式带来的问题，他改变了合作方法。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部队。1930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冯玉祥所属孙连仲的部队4个师不得已接受蒋介石的收编，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由河南省移驻山东省济宁一带。

1931年春，第二十六军被调往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第二次“围剿”，该军的第二十七师，师部几乎被全歼，一旅被歼灭过半。第三次“围剿”，第二十六军经黄陂、东韶进驻宁都。第二十六军的官兵基本是北方人，受过大革命的政治影响，又在中原大战中与蒋介石血战，对蒋介石的积恨难消，通过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在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一团团长黄中岳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该军起义加入红军后，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

国民党的部队起义加入红军，这是新的合作对象，以后会是常态，所以毛泽东不敢疏忽，他要摸索出新的合作方法，以便交给他的各级指挥员进行推广。因此，毛泽东指导了红五军团的建军工作。

毛泽东采取的套路，是整合改造、注入灵魂：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毛泽东的建军原则，是必需的。二是掺沙子，各级派政治指挥员，军团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第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第十四军政委黄火青，第十五军政委左权，各师派了政治委员，每个连都派了指导员。三是“剥笋政策”，第二十六军的军官愿留愿走都欢迎。毛泽东说过，捆绑不成夫妻，强求合作是不成的。四是实行混编，提拔一批下级军官，输送一批红军指挥员到红五军团基层任职。五是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是毛泽东为保证士兵利益而建的组织，也是必需的。六是思想教育，学习红军精神，学习做群众工作，就是教思想教方法，注入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思想灵魂统一了，合作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毛泽东成功了，这种套路非常有效，红五军团在后来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种整合改造的套路，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用，使国民党的大量投诚起义部队很快脱胎换骨，成为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打江山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