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变，宗旨不变，这是毛泽东合作的基本做法。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敌人，为了对付不同时期的敌人，合作对象就有了变化。

大革命时期，主要的敌人是反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是革命者，所以毛泽东就积极地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呐喊、奔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主要敌人就成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举起造反大旗，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通过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获得贫苦农众的合作支持，以战胜蒋介石。

日本侵略者要灭亡中国，日寇是主要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毛泽东就积极倡导和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全中国人，打日本，救中国。凡不利于联合打日本的，一律叫停，即使是土地改革这样的基本任务也要让步。毛泽东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绝不会变更的。”只要是愿意抗日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就可以合作，目标就是消灭日本侵略者。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结盟对日宣战，毛泽东即视美英等国为朋友。这就是他说的：“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

日寇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实行反动的独裁统治。主要的敌人又变成了蒋介石，毛泽东就联合民主党派和一切反蒋的进步力量，去打倒蒋介石。

合作对象变化的原因，是合作宗旨的始终不变。如果合作宗旨变了，也就没有了合作对象的变化了。变化合作对象，正是为了不变合作宗旨。这乍听起来叫人不好把握，可实质上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关系。

相关研究者的一段话可能有助于理解。研究者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毛泽东）积极倡导的，是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的，与屠杀自己的敌人合作，对党内许多同志来讲是困难的，与自己的死对头合作，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为了对付这个强大的敌人，他（毛泽东）需要与蒋介石合作，甚至低下头来求蒋介石合作，他可以换掉旗帜和帽徽，成为国军的一部分。”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一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为了这一宗旨，就必须低头求蒋介石合作，不然就不能实现宗旨。

为了实现革命宗旨，毛泽东接纳一切合作者，实行的是自愿合作原则。

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对部队说，愿者留，不愿留者走，而且还发给路费，以后想通了还可以回来。看看，这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作。

对自家人这样，对俘虏也同样。1928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向井冈山进剿，毛泽东利用晨雾发动袭击，采用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术，大获全胜，攻占宁冈县城，俘虏近400人。这些俘虏如何处理？这却是个新问题，是关乎发展壮大的问题。毛泽东制定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

这是对待俘虏吗？是对待客人吧！俘虏，那是敌人，是刚刚厮拼的敌人，哪能待为上宾呢！毛泽东就是非同一般人的先师，他通过这几百俘虏，看到了蒋介石的几百万部队，他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新的选项——一条可选择的路。毛泽东真诚地与俘虏合作，通过俘虏这种特殊的合作对象，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添砖加瓦，达到最终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这真是一种盈利模式，在以后的作战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绝对的成效。难怪敌人惊叹此招“毒矣哉”！

毛泽东的合作是真诚的，他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合作，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根本宗旨，这在他实施的党内合作、国共合作、多党合作、全民族合作、国际合作中，都能充分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