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抗日救国视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当面对日寇时，毛泽东就把合作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的爱国者，不再是单纯的工人、农民联盟，而是要扩大到国民党及其军队。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转换，这样就减少了一大批敌人，只剩下了日寇和其帮凶。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既要争取合作者，还要做通党内同志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剿共产党10年，杀死了无数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同志们对其恨之入骨。

与国民党的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合作，是从“剿共”的东北军开始的。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重兵围剿，其中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还有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10余万人，兵力多出红军好几倍，毛泽东指挥一军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南北夹击，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虏大批敌官兵。毛泽东指示对待俘虏一律不杀，优待加释放，并给他们的师长、军长包括张学良写信，表明合作意愿。

以前的党中央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的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毛泽东的主张是既搞下层的也搞上层的，并以极大的精力与周恩来一起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合作工作，这就是发生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政府先后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还准备与日寇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妥协，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与国民党中上层联合抗日的可能，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拥蒋抗日，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的抗日者统统拉进了抗日合作的大营。

毛泽东的高明，是站在中国大地上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去套马列主义的本本。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抗日，是毛泽东的始创，博古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之前的党中央弄不明白这一点。“福建事变”的重大失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失去了打破敌第五次“围剿”的最好良机。

“福建事变”是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第十九路军50000多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蒋介石十分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一旦联合对于蒋介石来说后果不堪设想，而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把争取这一中间势力定为最危险的行动，致使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机会错失。

争取中间势力合作抗日，是毛泽东下的一盘高棋，很显然，把中间势力逼到反对共产党的那一边，民族革命是无法胜利的。

毛泽东思想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绝对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