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论断。

对于这个论断，任志刚先生讲，这就是毛泽东革命胜利的方程式，就如同F=ma造出火箭升空，就如同E = mc²造出原子弹。任先生的比喻是恰当的。

敌人、我们、朋友，偌大世界，林林总总，纷繁无序，但要斗争，解决的问题无非就是这三点，这就是力量的“三分法”艺术。当然，要真正找到敌人，弄清楚朋友，还得需要一双慧眼。这无人能与毛泽东并肩，但毕竟我们可以学到这样去思考问题的方法。毛泽东之前的党的领袖，弄得中国革命一次次几乎夭折，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这三点。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下，阶级和政治派别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阶级，由于他们经济地位的差别而又会产生不同的特性，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毛泽东正是通过“三分法”洞察了中国复杂的社会状态，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力量之源。

毛泽东说，“敌人”是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革命的领导者，“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共产党领导力量”。“朋友”是革命应该团结争取的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这就找到了制胜的金钥匙，敌人是少数的，朋友是多数的，团结争取多数的朋友去打倒少数的敌人，何愁不胜呢？

在具体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用的是“三分法”。例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按其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分为大、中、小，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中国的无产阶级分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毛泽东根据这一划分，鉴别了各个阶层和部分在不同社会时态中的态度以及应采取的策略，从而掌握了制胜机理。

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却不断挑起事端反对共产党，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反共倾向愈演愈烈。如何看、如何办？当时许多人认识不清。所以，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有人主张妥协退让。而毛泽东用“三分法”将国民党一分为三，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以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人为代表，为国民党左派；以反共最卖力的戴季陶、蒋介石等人为代表，为国民党右派；其他的则为国民党中间派，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的正确政策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力促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政党、团体及爱国人士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带来了它的复杂性。毛泽东仍是用“三分法”，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力量，以其各派政治力量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抗战态度，划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总方针，使统一战线得到了不断巩固、扩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毛泽东的“三分法”中，敌人、我们、朋友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敌人、朋友的内涵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营垒划分。例如，朋友这个阵营，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包括了以上三个阶级，还包括了亲英美派的大地主资产阶级。

从某一政治势力来看，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不同，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不同，作为敌人或作为朋友的归属也不同。如国民党就曾在“敌人”和“朋友”间多次转换。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遂成为革命的“朋友”。其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成为革命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参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再次成为“朋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于是又转化为革命的“敌人”。

“三分法”使毛泽东洞悉一切阶级、一切阶层、一切人群，在晚年，他仍运用这一方法解剖世界，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世界格局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对“三分法”的运用，就是尽量孤立“敌人”，最大限度争取团结“朋友”，这是屡试不爽的取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