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不可摧的斗争意志

毛泽东一生受过太多的磨难，他都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坚韧抗争，终于化苦难为辉煌。

一是逆境中坚忍不拔。对于毛泽东来说，逆境莫过于一生中的四次丢兵权：第一次是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的“钦差大臣”周鲁，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撤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开除毛泽东党籍。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第二次是1929年6月，在“二月来信”基础上，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调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第三次是1931年11月，王明指派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在赣南会议上撤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取消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毛泽东仅剩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没有了任何军权。第四次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集中批判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调毛泽东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毛泽东的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

战争年代，失去了军权，就等于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况且这支军队还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可想而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是天大的。但毛泽东是条硬汉子，既不随机应变，也不一意孤行，而是对党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终于以决策正确和高明赢得了尊重。

二是艰危中无所畏惧。毛泽东具有气吞宇宙的英雄气概，不惧任何强敌，不惧任何困难，遇险愈勇，遇难愈坚，他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遵义会议的研究文献很多，中央部门和相关单位在2015年1月专门召开了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决定一个党的命运，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些评价均不为过，实际上如果从以后的发展看，它还改变了世界格局。这一切皆因为这次会议认可了毛泽东，从此以后毛泽东取得了真正的领导权。

现在的研究，无论如何挖掘，也已万难还原当时的情境，所以，谁参加，谁说什么，日程如何，怎样讨论，都已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毛泽东那照耀未来的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曾20多次受到各种处分、打击、排斥，4次丢掉军权，严重时竟无人敢与他说话，长征出发时他处于被抛弃的边缘，但毛泽东面对厄运，一直没有放弃斗争，敢于坚持真理，从不退让、妥协。遵义会议召开时，实际上党和军队已经成为一个乱摊子，组织乱，思想乱，军事乱，湘江惨败情绪笼罩着大家，没了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军队去哪里没目标，可谓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个真正的残局，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毛泽东站出来了，他以历史的自觉性站到了斗争的前沿，半点也没有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为了党，为了革命，以弥天的勇气承担了这份责任，收拾了这个残局。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双重极端封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国的巨大挑衅，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面对美、苏掀起的世界反华大合唱，他都极强烈地表现出了艰危中的无所畏惧。正是这种无所畏惧，才带出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三是重压中绝无动摇。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宁折不弯，无论在什么样的压力面前，从不向任何敌对势力和艰难困苦低头。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承受了抗日以来更加巨大的压力。

这种巨大压力来自日寇方面的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把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侵华兵力的75%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二是实行毁灭性打击政策。日寇对占领区，加强殖民化，强化伪政权，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对“准治安区”，以日军主力进行反复“清剿”，消灭和驱逐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对抗日根据地，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连续进行残酷的“扫荡”。从1941年至1942年，日寇在华北地区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疯狂“扫荡”，使用兵力在1000人以上至10000人的就达到132次之多，有的“扫荡”持续三四个月之久，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摧毁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条件和抗日意志。

来自蒋介石政府的压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采取“上山观战”政策。在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严峻形势下，蒋介石政府的几百万军队，“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人民武装，摧毁解放区。二是掀起反共高潮，借机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1939年底、1941年初、1943年春，蒋介石共掀起3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三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从1941年起，蒋介石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同时集中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实行“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的困死政策。

在日寇、伪军、国民党军的三方夹击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2万人减少到40万人，华北产粮区相继失掉，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无衣穿、无粮吃、没有油、没有纸、冬天无被盖，陷入极端的困局。

面对这种困局压力，毛泽东以无所畏惧的豪气，毫不动摇地与日寇斗、与国民党斗、与困难斗，斗垮了敌人，战胜了困难，锻炼了队伍。

四是大疾中战斗不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是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应德、智、体“三育并重”。毛泽东十分注重身体锻炼，学生时曾进行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体操、拳术等多项目锻炼。1917年6月，毛泽东所在的第一师范学校进行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得票者，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在体育锻炼方面表现出来的意志力是极强的，所以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这也保证了他应对战争年代极端恶劣的作战生活环境，到60多岁时他横渡长江，为国人掀起游泳锻炼高潮，70多岁再渡长江，为国人倡导不服输、敢于挑战、征服困难的斗争意志。

但毛泽东超繁重的工作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正如黄克诚讲的：“毛主席为人民的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令毛泽东的心身受到重创，更加快了身体的衰老。1972年1月，毛泽东由于心肺病及严重缺氧引起突然休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大病一场。1974年春，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经历了600个日夜的失明之苦。1976年6月，毛泽东突患心肌梗死，经抢救脱离危险。

在每次的疾病治疗中，毛泽东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常以风趣幽默的言谈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使每次的治疗都在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1975年7月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让工作人员播放岳飞《满江红》的昆曲，边听乐曲，边让医生做手术，以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给人以力量。

毛泽东在“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丝毫没有平常人痛苦、悲观、恐惧的表情，依然以极为顽强的斗争精神，日理万机地工作着。病情加重时，双手连拿文件的力量都没有了，就让工作人员把文件举在面前审阅。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重病中接见尼克松，定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1973年6月接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1974年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划分了世界新格局。从1974 年春天开始，眼睛失明了，他就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处理工作。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的地震，毛泽东重病缠身在病榻上艰难地阅读中央办公厅起草的报告，确定由总理华国锋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组织抗震救灾，使震区只过了2个月，就恢复了水、电、通信和交通，创造了世界抗震救灾史上的奇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姜泗长回忆说，主席的健康状况本已不允许再受劳累了，但“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十几个小时，有时竟达二十几个小时，就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

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为救国救民，奋斗毕生，一息尚存就战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