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个28年，跳出历史周期律

第三个28年，是毛泽东探索治国的28年。从政治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所做的核心的努力，是解决跳出周期律的问题。

这是一篇关乎共产党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历史宏卷，毛泽东以其无私的巨大勇气和违反世俗常理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绝决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改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为我们研究探索历史问题提供了遵循。

1976年9月，毛泽东在逝世前夕曾有过一段评论自己的话，大体意思是：人生70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社会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乱摊子，治理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主权大国，其伟大实践、伟大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广生讲的：“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书以海量计（据党史专家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书在9万册以上），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有着极为深远的思考。

这种思考，笔者认为，就是贯穿毛泽东灵魂深处的，他要领导中国共产党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律。

从这个角度观察，你会发现，从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到1949年的进京赶考，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构成了毛泽东探索跳出这周期律的一条主线。

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60年，耳闻和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开始时聚神卖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毛泽东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毛泽东破解周期律的民主方程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运动，都是发动群众，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的广泛运动，你能说这不是毛泽东的民主方程式的运用吗？

1949年3月23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赶考对”。党中央即将出发进北平，周恩来前来看望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泽东笑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之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已经提出“两个务必”，讲到进京赶考问题。但从周、毛的“赶考对”中，你会明显觉出思考的程度不同。周恩来要求“考试及格”，毛泽东则要“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打破周期律的决心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坚持信仰的斗争中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毛泽东是大善之人、大爱之人，他极力反对杀人，他说，杀头不像割韭菜，割了还会长出来。即使是对敌人，他也极力主张教化改造。但还是对犯罪的有功之臣，开了“杀戒”。

刘青山，1948年8月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1949年8月任天津地委副书记。二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曾经为革命坚贞不屈、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进城后，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开始腐化堕落，贪图享受，贪污、盗窃、挥霍国家和人民财产171亿元（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171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71万元），经毛泽东批准，于1952年2月10日依法处以死刑。毛泽东说：对于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非杀不可”。

毛泽东开“杀戒”，都是在关键时期进行的，着眼点都是纯洁党的队伍。他比党的其他领袖站得更高、想得更远，他清楚地知道，只有首先把党建设好了，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才能保证人民的政权。

杀刘青山、张子善，可以看作毛泽东组织的决不当李自成的战役，他用“非杀不可”的决心，打赢了这场战役。

研究历史的人认为，毛泽东杀刘、张，保证了党和国家30多年的廉洁。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明白：不镇压犯罪，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原则软化，政纲就会泡汤。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拿原则做交易，奉行的是“原则之内的事情坚决办，原则之外的事情变通办”，致使贪风盛行，呈疯狂、泛滥之势，“老虎、苍蝇”遍地皆是，其贪腐程度令人咋舌。

这也使得人们更加敬仰毛泽东及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他们以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至廉自律，扭转了中国社会堕落的轨迹。

时间到了1964年7月，毛泽东思考的问题是：苏联会变修，中国难道不会吗？苏联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同人民的矛盾是苏联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此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怎么办？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只有动员全民起来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会变修。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无忧虑地说：“我这次重上井冈山，真是弹指一挥间。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可见，毛泽东对人亡政息的忧虑是萦绕心头的。

1965年8月，毛泽东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马尔罗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他说：“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改变，这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向上揭露党的黑暗面，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修蜕化的变质分子，触及灵魂，让党保持永不变色。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呢？毛泽东把主要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他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时，毛泽东还有更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变。

杜勒斯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设计者，这个和平演变战略美国至今未曾改变。

毛泽东曾对他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读到这里，你肯定会深深感觉到毛泽东跨越历史时代的深远思考，是多么无可比拟的宏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3年7月，重温毛泽东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郑重宣称要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央常委集体瞻仰毛泽东遗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李自成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只坐了18天！”

毛泽东开创的伟大事业，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