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个28年，下定决心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苦苦探寻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本大原”，终于廓清了当时杂乱的学说主义，坚定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用以解释中国革命的规律，指导确立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策略等基本问题。这是毛泽东超越党内其他领袖的伟大之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幸。

在1921年建党至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实际掌权的14年间，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两化”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正是这种“两化”倾向，使中国革命危难不断、灾难叠生，多次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结束这一劫难的正是毛泽东，他坚决地、毫不妥协地抵制“两化”倾向，才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国际的也好，莫斯科的也好，符合中国实际的就欢迎、借鉴，不符合的就抵制、斗争，不低头、不盲从、不调和、不动摇，宁可丟权、受委屈，也要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毛泽东始终代表了党的正确前进方向，掌握着中国革命的真理”。

民主革命28年的探索，似乎在毛泽东身上体现了一种天命的力量，“有了毛泽东就有了胜利”，离开了毛泽东就要失败，毛泽东身系中国革命之命运，他的个人境遇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这近乎成为“魔咒”。

毛泽东近乎“魔咒”的天命力量是什么呢?是中国革命的规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意志。中国革命只能走毛泽东的路。

无法打破的“三环链”。为中国老百姓夺权，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要推翻三座大山，就要有枪、有人、有地盘，这就是基本条件，是任何理论也代替不了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杀了几十万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残酷的现实，逼迫共产党人拿起了枪，毛泽东第一个建立了人民的军队，公开打起红旗造反。要造反，就得有人，有地盘。可反动派掌握着全国政权，有几百万正规军队，还有遍布全国的警察和特务组织。所以，毛泽东上了山，到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依靠农民，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靠工人，靠无产阶级。而苏联走的是城市道路，是中心城市。毛泽东天才地发现，虽然是老师的东西，可这一切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中国有四万万人，80%以上是农民，其中有两万万是赤贫的农民，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共产国际这个老师和当时的中央谁都认识不到。黄克诚说，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

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让农民起来参加军队搞革命，就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切实利益，这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毛泽东把建立人民军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绑在了一起。

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还是一个生产队。战斗队，就是消灭敌人；工作队，就是发动群众；生产队，就是保障供给。这就是著名的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

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三环链”，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根据地建设为基本依托，从而解决了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这是一个确保革命胜利的“三环链”，它的基础是三万万多农民。它也只属于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属于人民。十几年后，老百姓叫毛泽东人民大救星，他们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喊人民万岁！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但对于人民政权的探索，毛泽东是早在22年前就开始的。

1927年10月，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爆发，井冈山周边各县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利用有利时机，组织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县城，得手后，立刻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任政府主席，并组织了县赤卫队。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

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领导的一系列战争，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指挥可以概括为：上山不为山，攻城不为城，略地不为地，核心的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这一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大智慧作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他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主动放弃延安，以换取全国胜利。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无疑是毛泽东建立全国人民政权的实验。我们说，当他的实力还很弱小的时候，就已经为最终建立全国政权做了铺垫，这是个了不起的大筹划，是他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革命路线图完整设计的一部分。

这个实验作用非常大，前无古人，它就是范式，因此它可以孵化、可以发酵。 “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有了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有了毛泽东建立的人民政权，才有了以后其他地方的若干革命根据地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中央苏区苏维埃共和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毛泽东建国的路线图。

实验平等社会。毛泽东的救国救民宏大志愿，包括了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最终实现了中国再造，成为平等社会。这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毛泽东要彻底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1909年，湖南各地天灾不断，饿殍遍野，广大人民流离街头、无以为生，而那些地主、豪绅、奸商却勾相互结，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于是1920年春，长沙街头出现了数万饥民的“抢米”暴动，遭到军警残酷镇压，死伤近百人。毛泽东看到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民的凄惨遭遇，心灵被极大地震撼了，以至于他终生不忘。所以，无论他个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个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他救国救民的意志始终不变。我们知道，毛泽东很早就在国民政府里获得了部长的高官，那时他的地位要远高于蒋介石，如果是为个人小家，那早就进入上层社会了。

另一方面，毛泽东要彻底打碎旧秩序，革新文化，砥砺品行，改良风俗。1919年11月4日，长沙市女学生赵玉贞不满包办婚姻，因多次反抗无效，出嫁的当天，在轿里割颈自杀了。这件事使毛泽东义愤填膺，在短短的13天里，他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了10篇文章：一方面痛斥旧社会的婚姻制度和风俗；一方面讨论社会的人格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获得自由意志，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才算有人格的人。而当时的社会，“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所以，必须与妨碍社会发展、压抑个性意志自由的不合理的旧秩序、旧制度、旧势力做坚决的斗争。

在当时，像赵玉贞这样的事不乏其例，一般的人，也就是议论议论算啦，而毛泽东却是如此不可抑制，以至于13天发表10篇文章，而且带头参加和支持反抗的斗争。

何以如此呢？这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旧制度与毛泽东立志所建立的新社会新秩序格格不入，是他要彻底打碎的东西。这样解释，还可以在延安时期的黄克功事件中得到佐证。

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战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带领部队参加过多次战斗，立过不少战功，是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在一般人眼里，是位资格老、功劳大的人物。他向当时陕北公学的刘茜求爱，当遭到拒绝后，开枪打死了刘茜。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虽然很器重黄克功，但没有徇私情，而是把案情原原本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黄克功被捕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长雷经天考虑到黄克功有战功，眼下正值抗战用人之际，不少战友讲情，几经踌躇，下不了决心，所以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党中央批准。

黄克功也给毛泽东写信，承认自己犯了罪，要求重上前线，死在抗日战场上以赎罪。

毛泽东同时收到了这两封信。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对黄克功的犯罪，既感到惋惜，又十分气愤。但毛泽东并未留情，而且给雷经天写信，请他在公审大会上宣读他的信。

毛泽东不主张杀人，即使对敌人也主张教育改造，但黄克功则是他杀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究其原因，还是他心中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新秩序。

这种新社会秩序，在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都得以呈现。1940年5月31日，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到达延安，用8天时间实地考察了延安城市和农村的方方面面，他感觉边区政府与人民一体，领袖与老百姓一样，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淳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精神高尚，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实为平等之理想社会。离开延安时，他把毛泽东看作中国的救星。

有评论说，新中国时期，“他（毛泽东）推行平等，使得中国从落伍的畸形社会变成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度”。使平等“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大地上得以实践、推广并大范围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