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之兄义，是指毛泽东对弟弟、妹妹的平民化情义。毛泽东在家居长，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弟弟、妹妹均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投身革命，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毛泽东的弟弟、妹妹，也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人物，因此，论述他们为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文献诸多，但述及毛泽东与弟弟、妹妹之间情义的文献较少。从不多的资料看，毛泽东对弟弟、妹妹亦有着中国平民所具有的长兄为父般的大爱兄义。

资料显示，小弟毛泽覃从1918年起跟着毛泽东在长沙就学，而毛泽东的母亲1919年10月病逝，父亲1920年1月23日病逝。毛泽覃比毛泽东小12岁，这说明父母在世时，毛泽东就负起了兄长的责任，照顾年仅13岁的小弟弟上学成长，尽管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十分繁忙。这与中国大多数家庭兄长的作为是一样的。

长兄为父。一个家庭，父亲不在了，长子就要负起父亲的责任。父母去世后，毛泽东1921年2月回到了上屋场家里，召集全家人开会，作出了舍家参加革命的决定。这一决定，说明了两点：一是毛泽东确实起到了长兄为父的作用，父母不在了，毛泽东就成为家里的核心。试想，如父母在，这是万难行通的。二是毛泽东如同父亲一样对弟弟、妹妹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毛泽东笃志革命、救国救民，他认为这是最伟大的事业，所以把弟弟、妹妹都拉进了革命队伍。而弟弟、妹妹都听毛泽东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了他们兄妹之间的手足情义。

毛泽东之兄义，还有一件事也颇能说明问题，这件事就是毛泽东为怒斥毛泽覃而四次自责。

1930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现弟弟毛泽覃的下属为完成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任务而强行“扩红”的错误行为，在赣西南君埠让人把毛泽覃叫来，不分缘由大加训斥，遭到毛泽覃强烈争辩后，毛泽东气得举手想打小弟。

这件事，毛泽东一次对朱德、周恩来等人忆及，深感内疚而自责。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再次坦诚自责。回到北京后的一个星期天，秘书田家英陪毛泽东散步，问及此事，毛泽东第三次自责。

毛泽东说：“我的弟弟（指毛泽覃）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花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下榻在“美庐”别墅，次日挥毫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登庐山》。一天，他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闲谈时，第四次为要打小弟事深深自责。

毛泽东为此事四次自责，个中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泽覃因他而受过很大的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以至于长征开始了，毛泽东也无法把他带走，不到而立之年便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是毛泽东深感对不起小弟的。另一方面就是兄弟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毫无顾忌地怒斥毛泽覃甚至想打毛泽覃的行为，正是中国传统之兄长教训弟弟、妹妹的兄义真情。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亲者严，疏者宽”的家风，这在毛泽东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中体现得尤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