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奋斗
救国救民，毛泽东一生奋斗不止，这是他伟大的报国精神的践行。这里从几个侧面举例论述，以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报国精神的伟大。
不留后路。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奋斗，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自己的事业而进行的。正如他坦诚的那样：“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正因为他把救国救民当作自己的事业，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毅然决然地把家人、亲友、同学、老师拉入了为国为民奋斗的队伍，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正像任志刚先生认为的，“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入了共产党，而其他的党的建立者多是个人参与，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这也是当时湖南的党组织建立与活动最好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做任何事情，首先解决的就是团队问题。毛泽东要解决革命团队的力量，就当时的艰险环境下，也只有发动自己的家人、亲属、社会关系和湖南同乡。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不留后路，这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中，湖南人所占比例大于其他省份，这是由于毛泽东的矢志报国精神，带动影响了湖南人。湖南人，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不留后路，最无可置疑的就是毛泽东的举家为国。1921年的正月初七，毛泽东回到韶山过春节。初八，是毛泽东母亲的寿旦。当晚，毛泽东动员弟弟、妹妹，当着亲戚的面，决然抛弃家业，迈出了举家为国的第一步。毛泽东对弟弟、妹妹说：“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吗！”从此，毛家的房子住进了当地最穷的农民彭桂宇，田交给了穷人，父母的衣被给了穷人，家具也让人搬走了，家产家业全没了，断了为自己家族的凡心私欲。有的人也革命，但家族中是要留下根的，要有个退路。那时的残酷环境，革命就意味着献身、意味着死亡。毛泽东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国捐躯：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毛楚雄，可谓满门英烈。
最应该说的是毛泽东送爱子上战场。毛泽东有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青由于受到战争年代的摧残，身体极其不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毛岸英就是毛家的真正希望。况且，在毛泽东的奋斗下，新中国已成立，人民已翻身解放，毛泽东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有了交代，即使不送爱子上战场，谁又能说什么呢？可为了新中国的安宁与富强，毛泽东又一次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儿子送到朝鲜，儿子牺牲了，这是何等无私!常常听到有的人，由于在那个全民勒紧腰带为国家奋斗的年代，自己的私欲没得到满足而咒骂毛泽东，我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你没有一丝良心！还有一些高官嘴上高谈爱国，实际上早早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贪腐、敛财，还评价毛泽东的不是，我说你不配，因为你不是一个量级。毛泽东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切，而你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罪的。
“屁股”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很多次都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奋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毛泽东掌权之前。毛泽东的个人奋斗，是毛泽东顶着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多重压力干的。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个人奋斗，就没有后来的党和革命事业。要知道，以毛泽东的资历、影响和才能，党中央是要他留到中央工作的，是他自己强烈要求到基层去的，到基层去，实质就是探讨他实现救国救民的奋斗路径。他知道，待在上海租界的中央是没有希望的。假如，毛泽东不到基层，待在上海租界的中央机关里，可真不知道是否会有以后的中国革命旗帜。但历史又是那样的真实，毛泽东一次次给党和中国革命生机，他却一次次遭受不公正待遇与打击。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顶着中央的压力进行的，遭受过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而正是毛泽东这一决绝的奋斗，给了中国革命出路，为无路可走的上海党中央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家。
毛泽东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军队的“屁股”。没有根据地就是流寇。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带领队伍攻打长沙，而是上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此，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议、瞿秋白同意，免去了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消息传成了开除毛泽东党籍，使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连党的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公开打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红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找到了出路，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毛泽东道路”。
黄克诚在1980年11月27日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说：“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极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屁股”的问题解决了，就有了希望。黄克诚讲：“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著名的朱老总、陈毅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事实就是这样，不断证明着“屁股”的重要性。朱德、陈毅按照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命令向湘南发展，导致史称的“八月失败”，结果队伍多数自行解散回家，由毛泽东再次接应返归井冈山。
有了家，就可以遮风避雨、休养生息，就可以发展壮大。有了井冈山这个基点，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发展很快，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
所以，陕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
陕北革命根据地收留了党中央，党中央给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永驻的圣誉。因为党中央的领导换成了毛泽东，毛泽东是不会忘恩负义的。
拒绝妥协。有研究认为，如果不认可毛泽东作领袖，他的性格是叫许多人不喜欢的，他的个性就像锋利的刀刃，叫人绝对不愉快的，甚至是叫人难以忍受的。在一些影视剧中，你也会看到这种状况，他的态度叫人不舒服，难以接受，在《寻路》电视剧中，还有陈毅批评毛泽东个性的画面。细想想看，这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吗？我们认为，这绝对不是！
毛泽东从一大开始，到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先后在党内受过大大小小的各类处分20多次。这20 多次，也足以让人形成性格有问题的印象。但事实是，由于毛泽东坚持真理不妥协，才让党内那些“左倾”右倾的领导人无法忍受。就像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大人告诉孩子这样做才对，而孩子听不懂，又不想听大人的，他就觉得这个大人不好玩。
有研究称，毛泽东在路线问题上就没错过。是的，毛泽东通过个人的奋斗，探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所以他看得很透、很准，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又一时弄不明白，这就出现了毛泽东越坚持，其他人就越反感，以致他不断受处分、不断丟权。就连李德、顾作霖这样的年轻人，也要和毛泽东算账。李德小毛泽东6岁，顾作霖与毛泽东差15岁，且不论资历、水平、影响力、贡献他们与毛泽东不是一个档次，就论岁数来说，他们也应该尊重这个老大哥，给点面子。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孤立境遇。
性格问题，是个人的问题。凭毛泽东的超凡聪慧，他决不会因个人性格经常与领导较劲、惹领导不高兴。问题是，这非个人的性格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是与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的人，中国的、外国的，老的、少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士兵、商人、政要，等等。他是为国、为民、为真理而与他人较劲。
正是毛泽东的不妥协，才有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次次胜利，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1929年，红军在闽西发展，毛泽东的见解都是在我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英明决策。
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无法生存，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地，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被周恩来顶替，周恩来按照中央指令指挥攻打赣州，毛泽东坚持不打，得不到支持，于是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赴前线督战，顾作霖声称打下赣州后与毛泽东算账，结果红军腹背受敌，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红十一师400多人被俘，急请毛泽东赴前线，才扭转战局。朱德对毛泽东说，按照你的意见，立竿见影，红三军团脱险了。
拒绝妥协，构成了毛泽东为国为民奋斗的主旋律。
正是有了毛泽东的不妥协，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才有了红军的北上抗日，才有了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服从多数吧。毛泽东有着十分宽广的胸怀，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个人职务、名誉问题上从不计较，即使再大的委屈也能忍受。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他最早打出了革命的旗帜，给共产党打下了第一个家（井冈山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苏区根据地），他指挥了革命战争的一次次胜利，化解了党和红军的一次次危机，解决了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武装工农革命成功的方式和途径，可以说从党的早期起，论功绩、论水平，就没有哪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但是比他资历浅的、功绩比他小的，多人当过他的上级，包括他的学生，但从未有资料显示因为职务问题，毛泽东与谁过意不去；相反，他非常尊重组织及其领导，也从不居功自傲。毛泽东打下了中央苏区地盘，接纳了中央一批一批领导人，毛泽东从没说什么。再看看张国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发现自己实力强，即以实力要挟中央。两相对照，高低自明。
研究表明，只要不危及党和革命事业，毛泽东是什么委屈也能忍受的。历史上，毛泽东受过太多太多的委屈，有些委屈令后人读来仍感诧异，但毛泽东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对党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组织。苏区中央局指挥打赣州，部队损失惨重，要毛泽东出手挽救。紧接着，毛泽东指挥打漳州，大获全胜，歼灭蒋介石的部队一个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直接援助了张国焘、徐向前和贺龙的两个苏区。可接下来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展开了对毛泽东的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到了无赖的程度，项英、顾作霖说打赣州败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不到支持，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剥夺了他对党和军队的指挥权，被迫离开了军队。可毛泽东会后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毛泽东顶着莫大的委屈，一边养病，一边全身心地投入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他骑着一匹马，走遍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进行社会调查，发现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写了大量的经济论著，创立了一套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为革命战争和军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毛泽东也成了公认的经济专家和理财能手。
毛泽东就像一块金子，即使被丢弃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会默默地闪闪发光。
越位指挥。1931年，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其后，上海的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设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当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也当军委副主席。紧接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项英主张跑，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泽东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争论了大约一个月，也没有什么结论。可是敌人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泽东就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果断下命令，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黄克诚后来说，别人没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
这就是毛泽东，当他看到党和革命事业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他绝不再保持沉默，即使自己被剥夺了权力，也会赤诚地尽报国之责。
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红军连战连败，损兵失地，最后被迫长征。实际上在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的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忍受被罢职罢权的巨大屈辱，为了党和革命事业有过三次赤诚进谏，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必成功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从敌我兵力对比看，并不是最悬殊的。这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和红军兵力对比分别是:第一次，10万比4万；第二次，20万比4万；第三次，30万比3万；第四次，40万比8万；第五次，50万比10万。对比看，最悬殊的是第三次。而且，第五次还有三次机会，所以，第五次的形势不是最糟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三次良机，均为毛泽东捕捉并进谏。只可惜，博古、李德等人一再排斥毛泽东及其正确建议。
第一次上谏。国民党第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蒋介石调兵镇压，江浙一带顿时空虚，“围剿”计划被打乱。毛泽东抓住良机，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一招击中敌人要害，后据知情人透露，蒋介石为此坐卧不安。
第二次上谏。1934年春夏之际，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时刻，他建议粤赣省委、军区及红二十二师利用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方式，牵着敌人走并予以打击，这一正确主张受到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严厉批评。
第三次上谏。1934年9月，反“围剿”战争进行了一年，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已进逼到根据地中心区，情况非常紧急，毛泽东再次赤诚上谏。建议红军主力向敌人薄弱、未建立堡垒封锁线的湖南中部前进，迫使蒋介石调江西之敌回援湖南，趁此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扭转战局。这一正确主张再次遭到拒绝。“此计又不用，打破敌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奋斗，为救国救民苦忍奋斗，这正是毛泽东的最大历史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