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志向，决定着人的不同发展方向，这是人生成长中至为关键的因素。社会现实中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某人很聪明，但终其一生碌碌无为，分析其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因素，但关键的因素还是没有志向或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志向。

立志，是理性的抉择，是精神的外化，而不是一般的冲动表态。立志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从一般阶段上分析，对自己有理性的分析，大约要到高中、大学时期，或是进入社会的最初时期。从一般生理上分析，是在16—25岁。这两点是重合的，如果正常6岁上学，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正是这样的年龄段。当然，这是就一般性讲的，提前或推后也都是有的。毛泽东的立志，大体也是如此。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是十四五岁时，看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后，开始决定自己的志愿，思考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问题。如果以文字表述为准的话，应该是1910年农历七月毛泽东在湘乡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考试的《言志》诗中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老师们都赞不绝口。1918年4月，毛泽东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

一般人立志，无论是常立志也好，还是被动立志也好，聚焦点基本是自我。而毛泽东则大不同，从资料分析，他的志向从最初萌芽直到有正式的文字表述，都是一以贯之的，都体现了强烈的报国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的“志”，他认为，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到真理，依据真理立志，而不是张嘴就来。这真是非同一般的立志。

从懵懂到熟思，一以贯之的志向都是要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殊有的，只有毛泽东。1913年春季，年满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简称“一师”）。从此，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生活5年多。当时在一师任教的名师、大儒杨昌济，曾询问他的学生们的志向，有的学生说想当老师，有的说想当官，林林总总，而毛泽东却没有回答。有的专家分析认为，这时毛泽东的志向尚无法表述，还在寻找志与向的统一。由毛泽东对立志的认识分析，毛泽东没有回答杨大师的提问，是他还在寻找真理，寻找他内心中的大本大源，寻找救国救民的路径。这种寻找，其实质就是他报国精神的厘清过程。当然，可以想象，他一个纯粹的农家子弟，如果此时谈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能怕受到讥讽等，但这肯定不是毛泽东的性格。

殊有，还在于毛泽东的这种报国精神与其生长的环境是极不相称的，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的交界处，东北距省会长沙90千米，东南距湘潭县城45千米，是被高山环抱的狭长谷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韶山冲，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毛泽东的祖上也都是地道的农民。爷爷毛恩普老实厚道，不善理财，导致家境窘迫，不得不典当田产维持生计。父亲毛贻昌，为偿还家中的债务曾被迫到湘军当兵，靠着积累的一些银钱和聪明的头脑，克勤克俭，赎回典当出去的土地，以后又购进了一些地，并做起转贩生意，逐渐使家中富裕起来，但仍是农民。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四都幺唐家坨人，13岁到毛家做童养媳，其家也是世代务农。总之，毛泽东的父母及其上辈，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而且资料显示，毛泽东爷爷时家境贫寒，导致他的父亲一心想致富，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父亲的志向。

发家致富，是中国农民朴实的梦想，尤其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农民普遍饥寒交迫、目不识丁、整日挣扎于田地里。所以，发家致富也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向往。不过，这种理想，在毛泽东父亲那里来得就更加切实，这也可能与他少年当家有直接的关联。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由贫寒到殷实，毛泽东的父亲尝尽了苦涩辛酸，所以，他同旧时代的传统农民一样，严格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塑造毛泽东，一心想把毛泽东培养成发家致富的能人。毛泽东的第一位私塾老师邹春培先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有过一段对话。邹先生对毛泽东的父亲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而毛泽东的父亲却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从这段对话中，你可以深刻感受到毛泽东的父亲——这位毛老爹培养孩子的理想。他哪里想得到，他的这位“令郎”，却是位世界级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6岁开始参加劳动，先是在家里帮着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拔草、挑水、喂猪、拾粪、推谷、舂米等。到13岁至15岁时，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他便不再上学，整天与成人一样干起沉重的农活，犁田、插秧、收谷等。对此毛泽东记忆深刻，曾回忆他的父亲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

按照环境决定论，这样的地域环境，这样的家庭环境，是如何也不会产生伟大志愿的，但毛泽东就是这样奇异和不可思议。1910年秋天，16岁的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韶山冲。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剥皮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很鲜明地表明了毛泽东此时的心迹。显然，在毛泽东年幼的心灵里，埋藏的是报国志、一种报国精神。联系前后发生的事件，也可以论证这一观点。去东山高等小学之前，毛泽东是在家干农活的，他一边干活一边借书自学。当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些书，强烈的报国意识已积蓄于胸，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

紧接着，他要到东山高等小学赶考，由于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在掌灯时分才赶到学校，可是已过了入学考试的时间，经毛泽东再三恳请，校方才同意他补考。就是这恳请来的补考，也就给予了东山高等小学永存历史的荣誉，“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补考，在门房端灯之间，毛泽东做完了试题，一时间惊呆了门房，直叹：“奇才、奇才！”试卷送给校长李元圃，李元圃更是大为赞赏，直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那么，毛泽东写了什么呢？就是在《言志》一诗中一气呵成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

不难想象，书写这种久蓄在胸的报国精神，酣畅淋漓，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入学后，毛泽东的救国救民意识愈加强烈，他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都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宏大志向。

一个山冲的农家子弟，竟清晰地心存救国之宏志，真是奇中之奇。想想，我们也都在那个年龄段走过来，也看过毛泽东读的书，可怎么也想不起有过报国的志愿。这只能说，毛泽东“这一伟人是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列祖列宗之魂魄与中国大地日月山川之精华相交而孕育出的精灵。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伟人”。萧三说，毛泽东是土生土长道地纯粹的中国人，是最富于民族本色、民族气魄、民族作风的中国人。毛泽东的出现，实乃中华民族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