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洋东洋列强的侵略欺凌，国家安全缺乏基本保障，国破家亡、割地赔款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救亡图存”成为国人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安全的一条红线。

为了化解危机，改变被动，保障国家安全，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美国抗苏需要中国的判断，主动与美国缓和关系，使当时十分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苏联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依然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国家安全形势，可以用“安全压倒发展”“形势总体严峻”来概括。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整个世界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形势有了新的看法，作做了新的判断，这就是：外部，“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内部，“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以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开始变得缓和，国家战略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及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方向反恐，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家安全在整体上得以改观。“发展压倒安全”、“形势缓和复杂”成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国家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但在，在美国取得反恐战争胜利、战略重心东移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我国自身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多发叠加，国家安全形势在整体上不仅日益复杂，而且比以往更加严峻，从而使2010年后整体上出现了一种“安全与发展并重”“形势复杂严峻”的需求。

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后，对国家安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总体战略布局，其中最主要的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文本、颁布系列国家安全法律、强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等五个重要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针对各种不同情况，反复讲到我国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

从整体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外患日益加重，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升级，政治生态乖戾，危机险相四伏，应对措施乏力。

这样的国家安全形势，不仅需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组织上解决国家安全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且而需要运用新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在理论上解决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从组织上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问题的重要一步，那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从理论上解决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从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来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客观形势的需要，是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符合时代要求之思想理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