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现代法理学

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有了新的变化，并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学派林立，相互影响与相互吸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自然法学派的复兴，也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尽管它们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但在争论中又相互吸收对方的一些观点。如新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曾有三次大的争论，但主要观点日益接近。以富勒与哈特的争论为例，尽管看来观点有些针锋相对，但事后在总结时，双方都吸收对方一些看法。哈特承认法律应有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因素，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确认了形式法治的“八大原则”。社会法学派也从过去不承认其他两派的基本观点，转为开始向它们靠近。第二，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先后出现一股新的法学思潮，它们既不是法学派别，也不是法学组织，而是散见于各个学派之中，无论是主流的权利法学、法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的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学、种族批判法学以及法律与文学，都向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发起了攻击。^[11]这些转变，有的被称为“语言学转向”，有的叫做“解构主义转向”等。一般认为，后现代法学思潮是一种专门从事摧毁“现代传统”的否定性思维方式，他们反对理性的权利，认为法并非客观公正;否定法的普遍性，认为法的逻辑性纯属虚构等。在总体上，后现代法学思潮欠缺科学性，但其中某些观点值得人们思考，甚至可以合理借鉴，如揭露了资产阶级法治的虚伪性;面对新时代，流露出忧患意识和人类终极关怀;特别是它们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认为把法与政治分立是一种神话等。当然，从总的来看，后现代法学思潮走的是一条消解一切、怀疑一切的法律虚无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