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权法律化的内在根据

1.取决于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强制性和稳定性。

人权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要想转变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必须凭借法律机制才能有效地实施。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极具可操作性;同时，在现有的社会规范中，法律是规范性最强的一种，而且法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即使发生一些修改与废止，仍比其他规范稳定与可靠;再者，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被纳入国家权力系统依照强制程序加以推行。所以，将人权上升为人权法有助于依靠国家权威来实现人权，比起将人权停留在道德上的应然状态来说，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如仅仅停留在道德意义上，一旦遭到侵犯则不易得到救济。

2.取决于人权的内在特性。

人权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尽管在不同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国情下，人权具体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是人权并不天然地具有一种内在的自足性，其间并不具备自我调节和自我实现的实施机制。也就是说，仅仅从其本身而言，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1)抽象而不明确，弹性很大，容易引起人们的分歧，无论是在具体形式还是在判断标准两方面都非常模糊;(2)没有强制的实施机制，往往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口号和革命的旗帜，具有一定的号召性、鼓动性、前导性，但不具有规范性、可救济性。一旦在人权口号的感召下，革命取得胜利，就迫切需要从对人权理想的追求之中，回到如何占有和消费人权的现实中来，而法律以其特有的魅力体现了对人权的充分关怀。

3.取决于人治向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权是同专制、人治针锋相对而产生的，在人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人权保障。如果说存在一些所谓权利，那也只不过是少数主体的特权，它是人权异化的表现。所以，反对人治实现法治成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和基本力量。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倡导法治必然要求保障人权，行法治必倡人权。因为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法治是人权的重要载体。从此意义而言，没有人权的法律，必然是邪恶的法律，而不可能成为良法，良法本质上是人权法。所以，法律不可能离开人权，也不应该离开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