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斗争法律观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

纵观人类法律史，法律观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从古代的神本主义法律观到近代的物本主义法律观念，再到当代人本法律观。西方中世纪的法律奉行神本位，神法高于一切，神权与皇权、专制与人治成为法的终极追求，人权与人性被彻底泯灭。近代启蒙运动及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否定了神本位的法理念，但却又步入到“见物不见人”式的金钱本位、商品本位的误区，这种物本法律观念以经济、商品、货币的急剧增长造就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人类危机与生态危机。

中国法治建设决不能重蹈覆辙，而应该在反思中更新与优化理念。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中国的立法实践，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和谐宪政时期(1949—1958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和谐深入人心，并且被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新中国的国名确定就蕴含着无穷的和谐之理:将“人民”与“共和”连为一体，并以宪法这一最高法律加以庄严宣示和确认。“共和”就是和谐在法律中的最高级形式和最生动体现。二是斗争法时期(1958—1979年)。此时，如果说还有一点“法”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斗争法”。法成为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利益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破坏了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与地斗、其乐无穷”——摧毁了人与地球生态的和谐，“与人斗、其乐无穷”——践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连古人尚且知道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的斗争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是对和谐的最严重破坏。三是商品经济时期(1979—2003年)。初步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和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然，城乡、贫富、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与国际发展的不和谐因素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法律之中。四是人本法律观时期(2003年至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将以人为本运用到法律领域，便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法律观——“人本法律观”^[19]。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那么人本法律观则是和谐法治的根本指南。人本法律观的内容有三:(1)法律以人为主体，人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不是以人之外的“神”、“官”、“物”为本。“神本”是以神权否定人权，以神的崇拜、领袖崇拜取代对人权与法治的信仰与尊重;“官本”是以官方权力压制市民权利，从而颠倒了权利与权力的应然关系;“物本”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单纯追求GDP，实质上最终必然导致以富为本。现实生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至上，经济发展替代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就是典型例证。法律必须舍弃上述观点，而应该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保护人、实现人的价值。(2)法律的“本”在于社会公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把一切人都当人看，尊重所有人的价值与尊严。(3)“人本”即指法律要“合乎人性、尊重人格、体现人道、体恤人情、保障人权”^[20]，从而，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