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是一个法律体制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任何法律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合法性(Legitimacy)。合法性的基础揭示了“一种统治有效性的基础”。换言之，即是统治者要求官员服从，以及二者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基础。^[7]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传统型、个人魅力(Charisma)型以及法理型，三者的区别在于它们要求服从的基础不同。传统型合法性要求服从的基础是“服从我，因为人民一直这样做”;个人魅力型合法性要求服从的基础是“服从我，我能改变你们的生活”;法理型合法性要求服从的基础是“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的法定长官”。^[8]因此，对于立法活动合法性资源的保持和开发，是任何立法者都不能也不敢忽视的问题。现代社会里，立法活动的合法性，往往是建立在法理型统治的基础上，即立法机关依据宪法或立法法的授权制定法律，这些法律的内容与效力与这些立法者的个人能力、政治信仰、专业知识、道德品行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只要是依据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就有理由要求得到广大公民的遵守与服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向其负责。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形式，承担着多重使命及多项权能，人大代表也兼具多重身份，他们既是人民选出的代议士，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的优越性的直接体验者，是一项荣誉和身份，这表明人大代表在立法活动中所应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无论在数量、规模和适用的频率上，都日益得到增加与拓展。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出台后，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会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当然，应当在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合理配置法律创制权。如果没有司法解释，立法会因为过于抽象与笼统而难以适用;如果任由司法机关变相行使立法权，势必会导致全国人大立法职能的虚化，而且其本身也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在理论上讲，立法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其制定的法律要反映和体现人民的利益，其一切活动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