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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用数学原理和多媒体技术，生成图形、动画，这已较为普遍。

第四，构图视角独特，自然引入物理或逻辑问题，如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画。

第五，用绘画手段描绘物理本质，如将介绍的李可染的画等。

李政道先生认为，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唤起每个人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情感，即使时代完全不同，情感共鸣依旧。情感越珍贵，反响越普遍，社会的范围越广泛，艺术就也越优秀。而科学定律越简单，应用越广泛，科学就越深刻。尽管自然现象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属于人类智慧的结晶，这跟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科学的真理性根植于科学家以外的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性也是外在的，没有时空的限制。科学和艺术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有很强的关联。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的二元性密切关联的。艺术是古老的，比如有3万年前的岩画，相比之下科学是年轻的，虽然科学企图弄明白宇宙的起源这样的最遥远的问题。艺术又是超前的，不少问题是科学来不及赶得上的，鉴别艺术品真伪就是其一。对艺术的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即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物理学中的超炫理论认为，四维世界中的所有现象只是十维空间中的一根弦的表现。［21］李政道教授向大画家李可染先生解释，“想象用一根三维的线来绣一幅二维的图，可以绣出人、马、马车和许许多多其他东西。再想象这根线可以按任意方向运动，一根三维空间的线的运动就产生了人、马等二维图像的运动”。李可染先生据此创作了抽象水墨彩色画“超弦生万象”，如图6-2所示。充满动感的点、线画面，“游于无穷”“寓意无穷”，线条厚辣，意境神妙。该画富有诗意地描绘出万种粒子及其激发态是如何由一根超弦的振动产生的，创造出与超弦理论有联系又有独特艺术意境的主题画。李可染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为科学所动、所感，改画风而作，绝非仅为追求一种用绘画手段描述特定科学领域的表面形式，而是探索在一个更深奥的意境中进行科学和艺术间的对话的方式。李政道先生同画家一起的思索，以及艺术所表达的科学美，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与手段，使得绘画可以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表达、生动地显现科学理论，而科学可以深刻地探究、规范地陈述艺术创作的脑内过程等。那是一片言之不尽的境地……

李政道先生还指出，自然界没有宏观上的绝对对称。物理学中蕴含着美学原则，绘画中蕴含着自然原则。［21-22］他以弘仁的一幅画（图6-3）为例说明对称关系，假如把它从中间切一刀再翻过去，让它绝对对称，很难想象有人敢走进自然界里这样的一座山，因为它不自然。对称与不同的背景和语境有关，比如，就阿拉伯数字和字母而言，“6A6”“66A66”是对称的，但就图形而言，就不是了；再比如“65A65”，若以“65”为一个单位，那是对称的，否则就不是。关于对称的判断也以整体视觉和整体思维为基础。

在甲骨文中，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新星的观测记录，如图6-4所示，该甲骨现存于我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图6-4b是图6-4a的释文。大意是，黄昏时有一颗新星出现在大火（即心宿二）附近。它记载着一次新星爆发，图6-4a中加框三字即“新大星”，“新”字包含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李政道先生指出：“这个古老生动、具有艺术形象的象形文字强调了科学发现的创新性，显示了科学发现和艺术表达的一致性。”［23］至于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地形状的推理，则更多是一种以“辞”对“宇宙”进行想象和描述的文学作品内容，如同弥尔顿（John Milton）在诗中说“太极到中心的三倍那么远”［24］一样，笔者认为尚不属于这里谈的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范畴。达·芬奇在他的时代既是科学家又是画家，他的艺术是科学家的艺术，他的科学是艺术家的科学。［25］他能画出惟妙惟肖的人像，得益于其因解剖尸体而获取的人体结构知识，他与同道共创艺术上的自然主义，不过那是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形成的，无疑其创作还缺乏与意境之类的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