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到36岁就成长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的经历，给予现代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科技事业的影响，晚年的科技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是后人进行反思和获得启示的良好借鉴与参照。钱学森先生完全可以像他人一样，居高位而享晚年，但他思考不息，探索不止。作为思想家，他可以天马行空，但他始终面向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现实需求。高庆狮院士说过：“钱学森自学的数学功底，深度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感到十分钦佩，同时也使我们具体了解了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12］钱学森先生的出色非此地三言两语可尽。

钱学森先生非常赞赏哲学家熊十力将智慧分为“性智”与“量智”的观点，性智是“真的自己的觉悟”，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的作用故”。［13］即“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14］钱学森先生认为，“量智”，主要指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侧重对事物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的、形象的感受上，从事物的质上入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性智”，主要指文艺知识、艺术思维，侧重对事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去探索其本质和规律。“恃思辨者，以逻辑谨严性，而不知穷理入深处，须休止思辨而默然体认，直至心与理为一，则非逻辑所能也。”［15］钱学森先生自己对文化艺术有浓厚兴趣，文艺理论、音乐、诗歌、绘画、书法、建筑、园林、工艺美术等，他都深深地热爱着、用心体味着。他不仅熟悉大量对联、诗词、散文、小品等文学作品，还会拉小提琴、吹中音喇叭、唱歌、画水彩画等。［16］对于西方的音乐，也有良好的修养，作为理工科学生，在1935年他还写过《音乐和音乐的内容》那样的专文。归纳起来说，艺术的思维是先科学后艺术，科学的思维是先艺术后科学。［14］

钱学森先生说：“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有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17］1999年7月10日，中央音乐学院举行其夫人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教学研讨会，钱学森先生在其书面发言中说蒋英教授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17］所以钱学森先生强调：“学工科的、学理科的，也要学一点文学艺术，很多灵感就是在文学艺术的修养中产生的。”［18］

钱学森先生认为，文艺与科技一样，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客观世界，积极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认识，又反作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作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学问，它们的目标是统一的，是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钱学森先生具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为他倡导建立思维科学、重视形象思维与灵感、高屋建瓴地指出应将形象思维作为突破口，提供了坚实、丰厚的底蕴。他说，谈思维科学，必然会涉及脑科学，虽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许多问题还说明不了，没有必要等。所以，还是要从总结经验入手。［19］无论就科技大家还是普通技工而言，经验都是及其重要的知识之源，区别在于，前者是方法论层面的，后者是工艺相关的。

他在英国对留学生发表讲话时背诵过孙髯撰的昆明大观楼长联。［20］即使是此类“余事”，也令人自叹不如。此联中的“茫茫空阔”既是他早年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对象，又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境，而“滚滚英雄”与他的功绩是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