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归纳预测

2013年5月中旬应邀到甲骨文的发源地安阳参会报告书法创作模拟方面的工作，有位甲骨文研究者在介绍相关知识时，说到占卜。后来我问，《周易》也源于安阳（文王拘而演《周易》），甲骨文和周易占卜有何关系和不同？回答说那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但未直面说明。^[1]历史上，甲骨文和《周易》都关联着同一个地方，即古都安阳，也都涉及一件事情，即占卜或算卦。这类行为所表现的思维过程是可以探究的，抑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可以证伪之。比如，“八字算卦”除了利用其时间段，还依赖什么其他信息？其“推演”过程是怎样一步步递进的？经验知识是如何被利用的？这些也都是人工智能面对的话题，对于我们很好地理解形象思维机制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或启迪。其结果纵使偶然“有准”，但在多数情况下莫衷一是，因而没有说服力。^[2]这件事与中医等似乎有一些共同之处：

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与生命相关的现象。

第二，与现代科学不合。

第三，思维机理或内部过程不明。

第四，缺乏统计意义下的实验与分析。

第五，容易被归为“伪科学”。

一般认为，中医有其实际效果和实践手段；而“算卦”则如无稽之谈而不屑一议。然而，放开眼界、更换视点，是否可以像“中医现代化”一样探究一下与预测相联系的“算卦”本身？就如原始思维幼稚、粗疏，但它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还创造了甲骨文本身。

甲骨占卜的过程还未有一致的表述，易经算卦尽管过程似乎复杂，实际上其结果也就是8种、64种或324种等有限种类。可能甲骨占卜是源头，易经算卦是符号化和系统化的工作，而八字预测是后来的一种具体形式。这样的过程若有一定的合理性，则应该是建立在大量统计数据基础之上的。由随处可见的模棱两可，反过来可知目前所谓的“算卦”的不可细究之根基了。

经朋友介绍，我曾电话请教一位据说是工科背景的计算机辅助算卦工作者。我首先问，同一时辰出生者是否结论一样？他说那是大的趋势和表现，并举例说朱元璋手下的刘伯温曾寻找与朱元璋同一时辰的出生者，是一养蜂人。他认为从统治和管理角度看，是类似的。他们目前有10万个案例。我说从统计学出发，要有对某一情形的足够的样本。显然，他们认为的“一致”往往似是而非。他又说，干那事要见多识广，要结合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我说当下和一个60年前出生的人有何区别？他说，那时新中国刚成立，生活条件较差等。我说，那是在中国，欧美呢？他说所以要有广博的知识。其实，“八字”里不含地域信息，而很多有成就者出生在贫困地区，他们的人生比出生在城市或富裕地区者出彩。

我继续问，你们基本的依据是什么，他说都是前人留下的，但没有哪本书完整给出具体过程，他的计算机程序也只是一个基本内核，其余的要靠他们当场诉说，比如结合人的长相等，这倒也是一种人机的结合。我说盲人看不到啊！他说，盲人的其他感官更灵（另一位朋友以前曾说“盲人”旁边有“托”）。很容易知晓，这样得来的信息是含糊不清的，用以做推理的前提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他说，只要理解了16个字就好：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那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内容，但有的内容众说纷纭，有的迄今为止不知所云，谈对它们的全面理会同样似是而非。他举计算机的“0”和“1”的表示为例，“阴”和“阳”的内涵比之要丰富得多。什么都能装的瓶，适用面是广了，但掺杂和附会的空间也随之不断扩大。他们的系统大概能分出100万种情形，从人的大类来看，似乎也可说是一种归纳结果，但被归为一类的人真的类似吗？他说他们也努力找，但要找到同类做分析很难。实际上，信息技术发展到如今，根据户籍资料等进行统计分析已经可能。他不时会显出一种企图说服人的口气，而我的初衷并非是与其明确是非，只是对其推演过程所表现出的思维特征有兴趣，我主要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和阅历的，但他没有给出具体解释。看来，我的期望“不切实际”，没人能说得清。尽管这个过程可使得我们进一步清楚地知晓其“漏洞”，基本结论是：

第一，那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内容，无论其过程和方式是否有某种程度的依据。

第二，形成其现有的一套所谓的经验知识颇为不易，比现在的科学实验和科技论文的造假要复杂。

第三，由于需要经验和不断地归纳出一些“结论”，得有一定的形象思维和推理能力。

第四，也许不会全是糟粕而一无是处，就如同“风水”与地理、气候状况有关而不是全无道理一样，或可得到一点启发。

第五，只要有一定数量的包括详细信息的案例，则可以进行统计分析，也许据此就可证伪。

总之，需要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待之，首先要有基本的观念和“定力”，否则就会“信之则灵”了。

预测首先依赖于大量的历史数据，［4］历史数据意味着其既是数据也是经验，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供“学习”，预测将是“空想”或者“胡言”。实际预测前，需要取所获得的数据的一部分训练模型，而剩下的数据用于测试。但它们间的比例多少合适，既依赖于经验，还需要通过测试调整。因此，整个过程也离不开经验。^[3]预测作为思维的一种形式，有不同的可研究的侧面。

理性思维与经验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发生作用及其进步的两个方面，从柏拉图（Plato）到笛卡儿（RenéDescartes）、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呈现出自成体系又相互交叉的脉络。由宏观而言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者的特点和历史可以看到，理性主义在与经验主义作用交替的道路上，逐步成为占据当今科技、文化主导地位的思维形态，并切实影响和支撑了生机蓬勃的现代文明。而同样有逻辑（形式逻辑）苗头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时而被忽视的东方思维的主要形态，由于其与理性思维的“分道扬镳”，又导致中国整体上科技的落后，以致有了“李约瑟难题”，即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而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却发生在欧洲这一历史现象。这是众多仁人志士关心、热议的话题，包括这个话题本身，一直有人“各抒己见”。既然中国传统思维有其自身的方式、机制和现实效应，当然没有理由漠然视之。诚然，如有些文化名人所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时代，东方思维将大放异彩之类的预言似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期待，至少难以获得这样的逻辑推论。中国传统文化，儒教、道家、禅宗，或儒道禅交融，均未引导出现代科技的领先之步，而别的民族也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还有艺术工作者说，越是传统的就越（会）是现代的，这未免太有“艺术家”色彩，这么绝对的结论显然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所要求的实证、推演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东方文化的弱点的一种体现。

我到2000年才开始用移动电话，比较晚（我从没用过所谓的寻呼机），原来总觉得移动电话伴有辐射，于身体有害，可用了以后就觉得离不开它了。此前我还想学开汽车，我是色盲，问了几个培训报名处，都说通不过体检（他们没为了赚报名费而“糊弄”我，挺实在）。于是我没再想开车的事，这是归纳后的结论，除非红黄绿灯改成其他标志。至今，我习惯了不开车的生活。很多朋友还劝我用微信，我一直未用。但我知道，假如能开车、用微信，就像有移动电话一样，会方便得多，这是类比和演绎。道路上新车很多，不管是私家车还是公务车，只要是新的，我坐上都闻得到异味，由此可归纳，目前我国出售的普通车，车内环保方面的指标有问题。公交车上，时常有乘客向驾驶员询问是否能到某地、如何转车到达目的地，驾驶员通常都能给出有益建议，由此可推测，驾驶员上岗前对相关交通信息要有所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不断熟悉各种情况，这结论又是演绎了。日常生活中靠归纳的机会也不多，演绎能力极为独特，稍不留神就会以偏概全。笔记小说《北梦琐言》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条三丈长的白蛇盘在树枝上，垂头而歇，有一褐土色蛤蟆状的如盘之物四足而跳，至蛇下仰视，蛇垂头而死。此前有动物为蛇所吞，如蛤蟆，坠而致死。于是感叹，“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5］云云。这样的“大跨度”推理缺乏足够的“样本”而过于粗陋，于“逻辑”相去甚远。

我们努力要做的，是将传统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发挥其作用，与西方思维互补而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