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国，改革开放是合乎时代潮流的选择，但离不开此前的积极探索和深刻教训。邓小平曾同时强调“两手硬”，还说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当今环境破坏、诚信迷失等代价则反衬了此前无论是认知还是执行上的不足。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在历史转折点谁有更好的选择？邓小平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在他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他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3］这是经验及随之而来的眼光、魄力。

有一次，我与以前的同事一起从外地回上海——原定如此，因此临行前我想到过是否将从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买好，因为机场、火车站均在虹桥交通枢纽中心——若不是这样，按照我的习惯不会考虑事先买好票。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飞机晚点似乎是“常态”，最后我还是没买好票以备不测。果然，由于台风可能经过等原因，飞机延误一个多小时，我赶不上到苏州的最后一班高铁列车。于是我住上海，第二天返苏州。这是经验导致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只有简单的两种情形，但生活中不乏类似可能的被动。另一次，我在南京办完事根据距离选择经天津去秦皇岛，这看起来比到北京后再过去要近些。我在车站买了去天津的高铁车票，是到天津西站的——比其早约一个小时的高铁列车是到离目的地相对较近的天津南站的，但没票了。我进站后提前上了到天津南站的车找了个空位置坐下，列车员走过时与其说明了原委，他说没位置，我说来了人我让，我坐了近3个小时，那个位置才上客。该次列车正点到天津南站是9点。我想10点从天津站出发的火车应该能赶上。不料高铁列车照样晚点，延误了约一刻钟。据出租车司机说从天津南站到天津站有40多公里路程，而天津西站到天津站的距离才几公里。司机尽快赶到天津站后，我来不及取票就径直进去，还好，因火车晚点尚未检票。我到检票口，想凭身份证进，检票员说非高铁动车不可以凭身份证进，这与我的理解和印象不一。我说那么我去取票还来得及吗？回答说来不及了，最后他们还是让我进去了，说要另外买票。我到了补票席说明情况，列车员查了我的身份证，反复看我的移动电话上收到的订票短信，说查不到完整信息，我说那是你们的信息系统的问题吧，等了好久，列车员还记下了若干行内容，说可以证明我订过票，到站时要陪我下车与站台交接，我始终没明白此事为何如此“复杂”，列车员如此认真也非我以前所见。

这么一段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忽视必要的分析与综合。比如，从北京走要远一些，但可选择的车要多而不可少；天津的几个站间的距离应预先了解，不能想当然；“凭身份证直接上车”不能含糊其辞。否则，决策和选择会导致不少麻烦而非自己预期的那样“省事”——生活中要善于主动总结经验，否则便会增加不便。

又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杭州和苏州两个与天堂媲美的城市间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轮船，我第一次去杭州是在高一暑假，坐了一夜轮船到的，那时有火车、汽车，但通常首选是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尽管那时河水黑而臭；后来，公路逐步提高了质量，坐长途汽车的人多了起来，坐火车要绕道上海。我在那儿读书期间，多数情况下是坐汽车在苏州和杭州间来回。随着火车的提速，铁路也方便了起来，后来有了“高铁”，选择火车就是普遍情况了。这是三选一的生活经验，是生活中不难的事。更早先，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无锡江阴大舅舅家，下雪了，我知道各地情况会不同，就问苏州是否会下雪。他想了会儿说：不下。后来，我回苏州见到母亲，问那时是否会下雪，母亲说下的。我问那个问题，是因为知道了一点常识，舅舅那样回答，是凭经验两地天气不尽相同。但经验有时并不靠谱，据此的决策或想法会是错误的。经验有待积累、归纳、分析、精化，使其合乎逻辑。

最初的人工智能是想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演绎能力，比如通过一系列的选择使得解题过程比依靠记忆来得简捷，而不仅仅想证实计算机如何能解决困难问题。然而，人工智能的困境让人不得不反思归纳、记忆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