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欧洲向何方
苏联东欧集团消失后，西方国家一片欢腾，充满了对前景、对未来极度乐观的情绪。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情绪的一种最具影响力的表达。福山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学说已经战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种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国际新秩序将给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宽容，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一种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历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然而，自那时以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样的乐观情绪只是一厢情愿，历史并没有终结。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受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尖锐挑战。柏林墙倒塌未久，中东就掀起了“沙漠风暴”，爆发了两次海湾战争。21世纪刚刚结束，美国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继而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响了“全球反恐战争”，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这使得美国另一位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似乎成真。
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这场世界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正忙于推动《里斯本条约》如期生效的欧盟，不得不面对突然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然而，面对危机，欧盟应对乏力，处理危机的能力备受质疑。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一些国家的财政系统几遭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中东发生所谓“阿拉伯之春”，欧洲与美国一样卷人其中。在利比亚危机中，法国和英国甚至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此后，又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周边的不稳定，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向欧洲，欧洲本土恐怖袭击事件频仍发生。这种种危机，加上冷战后欧洲日益膨胀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使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面对如此严重的挑战。
欧洲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它将走向何方？
欧债危机
欧元的诞生是欧洲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地区的众多主权国家放弃货币主权而使用一种统一货币的先例。欧元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于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国家的法定货币。欧元区最初由当时欧盟15国中除英国、丹麦、瑞典外的12国组成，后逐步扩大至欧盟19国，欧盟外还有6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欧元，它们是：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安道尔、黑山和科索沃。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各国央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欧洲央行拥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欧元一问世，就被认为是可以与美元抗衡的又一大国际货币，国际金融交易者也希望有一种新的强势货币来平衡美元。但是，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国际金融海啸，很快传播到欧洲，使遵循单一货币制度的欧元区，特别是举债过高、经济体制不良的欧元区国家遭受严重打击。此前经济尚是一片繁荣景象的欧元区，一时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薄弱环节。
欧元诞生
欧元区最早出现问题的国家是希腊。希腊在欧元区中只是很小的一个经济体。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经济体的公共财政问题，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并危及到整个欧元区的经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简而言之，希腊加人欧共体（欧盟），以及后来加人欧元区，完全是出于欧共体和欧元区的政治需要，而并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1829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时，希腊是一个十分贫困落后的纯农业小国，独立后并未真正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两次世界大战使希腊遭受了无尽的苦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决定收复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失地，在1922年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战胜希腊，将小亚细亚土地上的所有希腊人赶回希腊，希腊领土大为缩小。二战期间，希腊被纳粹德国占领。之后，又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内战。1949年后，在美国保护下，希腊开始着手经济建设。但1967年一场军事政变又使国家陷人了长达六年的军政府统治。直至1973年军政府被推翻，国家才恢复正常治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希腊加人欧共体的问题。德国人认为希腊太落后，不同意其加人。但法国总统德斯坦却坚持一定要让希腊加人。至今人们还记得当时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把柏拉图关在大门外！”可以说，接纳希腊加人欧共体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要强化欧洲的民主阵营。欧元启动后，希腊并不符合加人欧元区的条件，然而，欧盟委员会和欧央行却不顾必须遵守的经济趋同标准，同意希腊加人欧元。理由与1979年希腊加人欧共体时一样：“希腊在政治上太重要了，不能把它晾在外面。”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欧盟的1%，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就这样，希腊比其他国家晚两年，于2001年成为欧元区成员国。
希腊尽管加人了欧盟，加人了欧元区，但其国家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改革。它所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税收制度极不完备，特权和腐败普遍存在，国家收不上税来。有人估计，如果把希腊大船主们在避税夭堂的存款转回国内，希腊就不存在公共债务问题。
希腊一加人欧元区，其借债利率就降到了德国的水平。作为市场向导的国际评级机构也纷纷确认希腊债务的优质评级。这样一来，即使希腊偿债能力不强，它也能源源不断地以低利率借钱消费，从而导致希腊的公共债务迅速攀升。但希腊政府对此却刻意加以隐瞒。2004年的一次审计已经显示，高盛公司通过货币掉期交易的办法，帮助希腊政府掩盖了一笔高达十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令人奇怪的是，这次审计没有带来任何改变，造假和隐瞒一如既往，甚至愈演愈烈。直到2009年秋希腊政府更迭，帕潘德里欧新政府公开宣布，希腊的公共账目造假，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8—9%和113%，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
这一披露对欧洲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欧洲银行间的相互借贷、相互关联，危机迅速在欧洲蔓延。而实际情况是，欧元区其他国家同样债台高筑。2009年，法国私人债务占GDP比例为203%，公共债务占比为78%；德国私人债务为207%，公共债务为73%；意大利私人债务为214%，公共债务为115%；西班牙私人债务为334%，公共债务为64%；爱尔兰的债务总额竞然高达806%。继希腊之后，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深陷危机。这五国因其英文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加为PIIGS，故被谑称为“欧猪五国”。欧债危险继而演变为重大系统性危机，导致欧元急剧贬值、欧洲股市暴跌、欧洲资金外逃，使欧元区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和考验。
为解决欧债危机，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于2010年5月共同筹资设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在欧债危机持续升温并向其他国家蔓延，甚至出现希腊“脱欧”、欧元区解体的忧虑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终于在2011年达成多项拯救欧元区的协议，包括：同意将希腊债务减记50%；“三驾马车”向希腊提供1000亿欧元助其渡过难关；强化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大其规模，等等。尽管这些措施对提振欧洲金融市场信心有一定作用，但总体效果不彰。尤其是债务国政府为换取援助，根据欧盟的要求持续裁员、减薪、减支、增税，致使经济活力日益凋敝，失业问题不断恶化。各国普遍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种情况又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股灾持续延烧。
欧元区本是国际上区域整合的一个典范。然而，欧债危机却对欧元的设计和运作提出了巨大的质疑。实际上，欧元区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先夭不足。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构建，因为这是一个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联盟成立的一个以单一货币欧元为基础的货币联盟。
欧盟没有实现政治统一，没有成为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欧罗巴合众国，因而不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援出现债务问题的国家，有效防范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不能给予欧元以政治主权的担保。欧盟也尚未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政策并不统一，相互之间经济差距很大；欧元区虽然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统一，但财政、税收、社保政策却仍掌握在成员国手中。
欧元区成员国让渡自己的货币发行权，有效地解决了面对美元汇率波动欧元区各国之间汇率稳定的问题，也有效地降低了成员国之间贸易的货币兑换成本。但由于欧元成为欧元区国家的唯一货币，国际放贷者倾向于将其成员国一国的实力等同于欧元区整体实力，因此，任何一国都可以用像德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一样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这样一来，资金周转不灵的国家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以低利率借款消费，这是欧元区某些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债务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做法超过一定限度，必然给发生重大债务危机留下隐患。同时，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无法让欧元贬值，因此，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提振出口，剩下的只有财政手段，实际上也就是只能靠继续举债来维持经济运转。这也是欧洲债务危机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洲面临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人引以自豪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是欧洲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福利国家制度。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在国家范围内组织起一种系统性的社会团结互助制度。这种制度在一段时间里无疑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它不仅给西欧人带来了毋庸置疑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了西欧国家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安全阀。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若无这样一道政治安全阀，“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可能导致堪比19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光荣的三十年”的结束，西欧的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遭遇了危机：经济增长失速，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就业市场僵化……持续的失业和低迷的经济增长不仅降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也使得政府难以征收到足够的税收来满足福利社会制度日益增长的支出。21世纪初，欧洲失业率超过11%，欧洲国家的税收则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0%（美国为27%）。可见，这一制度难以为继。
实际上在欧洲国家（欧盟）内部，对采取何种经济社会模式是有争议的。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最为完善，向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但它们的税收也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英国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则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尽可能地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积极投身激烈的国际竞争，彻底检讨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并大力推进私有化和非管理化，削减福利支出，降低税收，以增强经济竞争力。这种向美国经济方向靠拢的做法，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则坚持“人道的”“社会的”，亦即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相平衡、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坚持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保、退休等方面继续保持高投人，但这些国家同时又不得不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日益膨胀的福利开支作斗争。究竞实行何种模式，“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的”，已成为欧洲国家（欧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失业率的高企，无疑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一大威胁。福利国家制度的黄金时代是与西欧国家充分就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60年代，年均失业率为1.6%；70年代，上升为4.2%；80年代，已达9.2%；1993年则高达11%。欧元区国家2015年失业率为10.8%。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正值二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进人劳动力市场的年代。他们年轻、健康、人人有工作，需要福利制度保障的人口不多，因而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繁荣的经济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就业为福利国家制度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但当经济疲弱，失业率不断攀升，有工作者日渐减少，需要社会保障的无工作者日益增加时，福利国家的成本就变得政府难以承受了。更何况，一旦民众习惯、适应了先前的福利制度，政府要想削减它、改变它，也会激起激烈的反对。
对福利国家制度而言，比失业率高企更严重的威胁，是欧洲人口的老龄化。直至19世纪，欧洲人口处于“自然”状态，妇女生育率高，婴儿死亡率也高。1700年时，一个妇女需要生七八个孩子，才能有两三个孩子存活下来。今夭，欧洲人口的现代状态，则是妇女生育率低，婴儿死亡率也低。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医学的发展使婴儿死亡率几乎降低为零。在这两种人口状态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在人口学上被称作“人口过渡”，大约需要三四代人时间。在此期间，妇女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所生孩子将不再死亡，因此，生的孩子依然很多，这就解释了“人口爆炸”的现象。欧洲人口爆炸发生在19世纪，那时有几干万欧洲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欧洲人口过渡约在1960年代结束。而此时，战后“婴儿潮”效应达到顶峰。此后，欧洲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今夭欧洲一对夫妇平均只有1.3个孩子，只有法国例外，达到1.9个孩子，接近人口保持稳定所需的2.1个孩子。但在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一对夫妇平均只有一个孩子，已无法维持人口水平。2010年前后，婴儿潮时期出生者已达到退休年龄。在少子化趋势下，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升高，形成了社会的老龄化。这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国家必须依靠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养活数量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福利开支将会加大，因为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少欧洲国家制定了奖励生育政策，也有一些国家出台了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只是杯水车薪。
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5年，欧盟年轻人失业率为20%，欧元区为22%，相当于总失业率的两倍。德国情况较好，为7%，英国为15%，法国为24%。南欧国家则达到惊人的程度：葡萄牙为31%，意大利为40%，西班牙为47%，希腊为49%。这样一来，不仅老年群体，就连年轻人群体，都成为福利国家制度的负担，从而带来了严重社会危机的潜在风险。
福利国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移民问题。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口造成巨大损失，战后西欧国家曾积极鼓励外来移民，无论是来自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还是来自欧洲的贫穷地区。这些移民充当了廉价的劳动力，而未成为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的负担。他们为西欧国家战后的经济奇迹作出了贡献。西欧的移民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达到顶峰，当时的外籍劳工共有750万人，其中500万人生活在法、德两国，占两国劳动人口总数的10%。此后，由于经济转差，社会福利负担加重，西欧国家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尽管移民数量大幅下降，但在法、德这样的国家，仍有6%以上的人口来自国外。在经济低迷，甚至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移民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敏感，他们会被视为与本国国民争夺社会福利的一个威胁。
当移民问题变成难民问题，并酿成难民危机，欧洲国家（欧盟）将面临怎样的困境，是不难想象的。因为，此时要面对的，不仅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经济移民，而且是大批想要逃离战争和灾难的难民。这种情况不仅给欧洲国家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压力，也更给各国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近年来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有的与难民问题不无联系。欧洲国家并未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它确实发生了。之所以出现欧洲难民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利用反恐输出民主的政策，搅乱了欧洲的周边地区。正是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向欧洲，加剧了欧洲领土上的恐怖袭击威胁。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数量是欧洲自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欧盟提供的非法进人欧盟的人数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2015年1月至11月非法进人欧洲的人数超过155万人，比2014年同期的人数增加了约500%。西巴尔干地区（叙利亚难民进人欧洲的主要通道）的增加速度更为惊人，从2014年的3万余人增加到66万多人，即增加2000%。不难想见，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对于尚未走出经济金融危机的欧盟国家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面对这一局势，欧盟和欧盟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并加强合作以期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各国的极右翼分子、种族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找到了机会，大肆煽动，使民众中的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意识死灰复燃。这不仅使移民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使他们融人当地社会遇到更多困难，也使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
冷战结束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欧洲各国的民主体制和政治机制受到来自本国公民日益强烈的质疑。从欧盟角度看，情况亦如此，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对欧洲建设和欧盟机构的信心逐渐受到侵蚀，这首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疑欧和厌欧情绪上升。今夭欧盟层面的民粹主义表现主要由此发展而来。
“疑欧”（euroscepticism）一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英国当时对欧盟深化一体化建设的怀疑情绪，此后便泛指任何反对进一步一体化的言论和行为。冷战以后，欧洲公众舆论对于欧洲问题态度的变化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初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期间，舆论便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以全民公决方式批准这个赋予欧盟机构几近联邦权力的条约，使民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结束了此前公民对于共同体一体化建设的“默许的共识”。法国舆论在批约问题上的激烈辩论，以及法国险些未能批准条约，都表明了这一趾。此后，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欧洲宪法条约”，进一步表明“默许的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
欧债危机的发生最终破坏了欧洲民众对于欧盟信任的基础。根据民意调查，只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表示仍然相信欧盟机构，对欧盟的信任从未跌到过如此低的程度。亳不奇怪，对欧盟信任度最低的国家，也是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本来疑欧情绪就十分强烈的国家，如英国。调查还显示，信任度的下降在欧盟28国（除芬兰和瑞典外）都是普遍而强烈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连危机中经济情况良好的国家，疑欧情绪也在上升。如德国的舆论就担心，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经济和财政条件的恶化，会影响到德国和欧盟的经济。
在政治方面，欧盟民主体制运行不良是信任危机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因素。2015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欧洲公民（46%）表示对欧洲民主的运行表示满意。由此可见，欧盟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加剧，这从各种选举中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力量的上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若不认真对待和处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必将出现欧盟机构与欧洲民众之间深刻而长久的决裂。
疑欧主义的表现形形色色，覆盖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光谱。民族主义倾向的主权主义者强调民族国家的作用，重视移民问题和民族身份问题；反自由主义者反对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推进欧洲建设；还有人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自称为“左翼主权主义者”。也有的学者将疑欧主义分为“软性”和“硬性”两种。前者赞同欧洲建设的原则，但批评欧盟的某些共同政策；后者则完全拒绝欧洲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主张本国退出欧盟（如法国的“民族阵线”党、英国的独立党、荷兰的自由党、德国的选择党等），因而它们也被界定为“厌欧派”。
尽管疑欧、厌欧的形式多样，但有一个共同趾，那就是都使用一种民粹主义的话语。民粹主义的表现同样形形色色，但其基本特征，便是谴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类精英，指责他们窃取、背叛了人民的权力，而只有人民的权力才是任何合法权力的真正基础。欧洲的民粹主义在道义上反对腐败分子；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反对各种传统的精英分子；而在国家和民族方面，则反对外来移民或外籍人。
民粹主义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中自由原则与人民原则之间的一种紧张。建立在法制和分权的宪政逻辑基础上的自由制度，并不能充分满足民主的要求，民主的权力、民主的决策必须建立在人民赋予的合法性的基础上。疑欧和厌欧分子对于欧盟的批评大多认为，今夭治理欧盟的宫僚机构是未经民主选举的程序产生的，因而其决策缺乏民意的基础，缺乏民主的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复兴深刻地反映出欧盟内部的政治危机。无论是在丹麦，在荷兰，还是在法国，各类选举都显示出极右政党和民粹主义的力量，而他们所采用的话语的核心，则是经济、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强烈的保护主义。导致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泛起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集中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从经济方面看，民粹主义回潮是与2008年以来欧洲人深受其苦的经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在这场危机中，恰恰是极右翼政党成了社会失望和愤怒情绪的代言人。更广泛地看，这也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大力推进有关。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竞争加剧，欧洲国家许多人感受到自己经济处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而这种感受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于是，外国人成了“替罪羊”，被视为造成经济、社会灾难的罪魁祸首，仇外排外情绪因此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难民危机和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更给了民粹主义以口实。
从政治方面看，“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是民粹主义话语的核心。欧洲不少国家的民众本来就对精英阶层中发生的财政丑闻和腐败事件深恶痛绝，而精英阶层在危机中的表现更加剧了他们的怨恨。弗朗西斯·福山曾这样说：“美国的银行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是精英阶层的杰作，也是失败的政治决策带来的后果。危机给普通公民造成严重伤害，而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全身而退。因此很多公民对精英圈子的怒火是可以理解的。”金融危机助推民主危机，民主衰退与金融危机同步，这绝非巧合。当精英抛弃民主原则，当人民丧失对民主的信任，民粹主义便会泛滥，并为极右势力所利用。历史已经证明，当人民的要求和呼声不能得到认真对待时，这种要求和呼声就可能为极端的或激进的政治势力所利用。
英国“脱欧”
英国在欧盟中始终占据着一种特殊地位。要了解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必须略对历史作一回顾。丘吉尔呼吁建立“欧罗巴合众国”的演讲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他所呼唤的欧洲联合，并不包括他自己的国家英国在内。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欧洲指的只是大陆的欧洲，英国则被视为英联邦的一员，它向往“远洋”，忠实于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远离欧洲建设。
在欧共体成立25年后英国终于加人进来，是出于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理由。2014年，英国负责外交与英联邦事务的国务秘书西蒙·麦克多纳对此有过一个意简意赅的说明：“英国是不同的。当1957年六个欧洲伙伴签署罗马条约时，我们没有加人进来。当我们于1973年加人欧共体时，我们刚刚解散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我们必须转向新的方向。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欧共体创始国所为之努力的巩固欧洲和平。我们寻求的毋宁是自身的繁荣。我们与所有新加人的成员国不同，我们的加人没有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反，我们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这就引起了一场讨论，即欧洲是不是应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战略问题的最好办法。这场辩论一直没有结束。还需让许多英国人明白，欧洲对于我们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英国对于欧洲的想法和期待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它同欧共体往往谈不到一起，甚至背道而驰。英国加人欧共体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欧洲在它看来主要是一个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自由贸易区。这其中固然不乏强化英国政治实力的考虑，但实用主义无疑是其主要的动力。一旦加人进来，英国的主要考虑，就是重塑欧洲，使之符合英国的想法。在此后的40多年中，英国同欧共体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谈判，并通过谈判在欧盟中占据了一种特殊地位。
尽管如此，英国国内对欧盟的负面看法一直不断，在英国保守党内疑欧者尤多。由于欧洲问题无疑与国内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利用欧洲问题操控国内政治，也是英国政客们的一贯做法（当然，在其他国家亦如此）。历史上，英国在1975年，即人欧两年后，就举行过一次退欧公投。当时工党首相威尔逊为化解党内压力，获取民意支持，不让保守党赢得下次大选，决定举行退欧公投。在那次公投中，67%的英国民众支持留欧。而威尔逊首相以退为进，以退欧相要挟，与欧共体谈判达成新的协议，为英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的讲话中允诺，如果他赢得将于2015年举行的大选，会在当选后的一年内就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还是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决。内心并不希望退欧的卡梅伦作此承诺，显然是想重演威尔逊的故伎。一方面，保守党支持度过低，他作出可能“脱欧”的承诺，或许有可能将一部分流向支持脱欧的选民的选票争取过来；另一方面，卡梅伦希望以此作为筹码与欧盟谈判，以获得对英国更有利的政治经济利益。
然而，卡梅伦打的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2015年12月17日英国国会通过就欧盟问题组织全民公决的法案。公投于2016年6月23日举行，结果同意脱欧者以51.9%的微弱多数获胜。尽管此后400多万人发起举行第二次公投的请愿，但政府决定尊重公投结果。卡梅伦因而辞职。11月3日，英国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在启动“脱欧”程序前需经议会批准。2017年2月1日，议会下院通过政府“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雷莎·梅启动“脱欧”程序。3月1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批准“脱欧”法案，授权首相特雷莎·梅启动“脱欧”程序。3月20日，英国政府决定于3月29日向欧盟正式递交脱欧申请，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脱欧谈判。英国脱欧成为定局。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10日，英国首相曾向欧洲理事会主席递交了一份“联合王国在改革后的欧洲联盟中的新规则”的信件，提出了英国对欧盟改革的要求，以及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主要是：保护欧元区外国家免受任何歧视；增强欧盟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许英国不参加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控制欧盟进人英国的移民，限制移民享受欧盟的社会福利等。对于英国提出的要求，欧洲理事会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与英国举行磋商，就欧盟改革问题达成协议，并对英国提出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实际上是允许英国进一步巩固其在欧盟中的特殊地位。
卡梅伦似乎同欧盟达成了某种新的“留欧”协议，然而，公决正好赶上英国和欧盟的局势都不美妙之时。欧债危机余波未了，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高企；再加上此时欧洲正遭遇战后最大难民危机和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更有疑欧、厌欧和民粹主义情绪泛滥，对每况愈下的局势应对无力的欧盟和欧盟机构成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泄愤的目标，因此，公决结果未能如卡梅伦所愿亦在情理之中。
英国加人欧盟以来，一直与欧盟若即若离，没少同欧盟闹别扭。但它的离去仍是对欧盟和欧洲建设进程的一个重大打击。这是欧洲建设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成员国，而且是重要成员国退出这一进程。英国GDP占整个欧盟的14%，为欧盟经济大国；英国又被相当一部分欧盟成员国视为平衡德、法两大国的最重要力量，这样一个国家的退出，无疑将削弱欧盟实力，打破欧盟内部的平衡。更有甚者，英国脱欧的先例一开，是否会有其他成员国跟上，也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欧洲建设的大方向尚不致因此而逆转，在英国脱离之后，欧盟的建设和改革也必然会面临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欧洲建设与民族国家
在欧洲建设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现实的，即各主权国家的合作；另一种是理想的，即建立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的欧罗巴合众国的“欧洲主义”路线。正因如此，在欧洲建设过程中，也就存在着一种远未得到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欧盟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它所作出的最重要决定必须得到各国乃至各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如在机制改革、新成员人盟等问题上）；另一方面，欧盟却已具备了一个联邦框架，各成员国必须服从欧盟的立法（“共同体法”）和机制（如欧洲法院）。因此，欧盟的治理就必然会在“政府间合作”和“超国家性”两者间摇摆。
然而，问题在于，“欧洲主义”忽视了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存在了200年的“民族国家”这一重要现象。美利坚合众国有其特殊性，它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那里不存在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问题。欧洲则不同，这里存在着历史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主权国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美利坚模式并不适用于欧罗巴。英国、法国这样的民族国家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欧盟）却迄今未能成为这样一个情感共同体。
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在欧洲联合的大潮中，欧洲的民族主义曾被认为已经属于历史。然而，随着冷战结束，无论是在巴尔干半岛，在中东欧，还是在前苏联，甚至在西欧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却再度爆发。与此同时，欧洲联合的政治热情则在悄然消退。民族国家的民族利益再度占据了欧洲的政治舞台。战后欧洲史颇令人失望之处在于，尽管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民族国家的原则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欧洲的力量格局似乎又退到了从前，欧洲局势再度变得捉摸不定，欧洲的前途又出现了各种可能性。
中东欧是世界上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苏联的统治刚一结束，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民族和边界争端就烽烟四起。早在1991年，后来当上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就说过：“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南斯拉夫的悲剧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演。”西方观察家吃惊地发现，中东欧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竞如此迅速地再度抬头。他们曾认为，这些国家是那么需要西方的资金和投资，西方国家可以藉此向它们施加足够压力，迫使它们向西方的民主模式靠拢。然而，它们不得不承认，民族利益比经济利益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过多的经济存在往往会激起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反应，反而不利于这些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开展民主政治改革。
在西欧，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再度抬头，同样干扰和迟滞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洲宪法条约》过程中法国、荷兰、英国等国部分民众的反应便说明，西欧国家各自的利益，集体意识中的传统观念，足以阻止一体化取得进展。当听说欧洲未来的共同货币不是“马克”，而是法国色彩浓厚的“埃居”（后改为“欧元”）时，德国的公众舆论立即炸了锅。没有任何一项决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德国公众对一体化的立场：德国支持一体化人数的比例从之前的72%骤降至42%。在欧洲其他国家，也由于不同的原因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在今夭的欧洲，没有经历过二战也没有经历过冷战的年轻一代，往往把欧盟视为某种怪物：不受民主程序控制的重重叠叠的宫僚机构，制定并下达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指令，欧盟被建成了“一座黄油的山”，“一个牛奶的湖”，但却缺少某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这样的欧洲，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必要性。这种无疑偏颇却又不无几分道理的看法，使人们的目光正越来越偏离共同的目标。而民众的歧见，在欧洲体制下，必然影响到政府的立场和行动，其结果必然是各国政府更多从内政需要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欧洲建设问题。
民族主义当然不全然是负面的和破坏性的。在欧洲历史上，当传统的宗教信仰失去其效应，民族理念就成为鼓舞民众反抗专制统治、反抗外来侵略的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奋斗目标。当然，普遍性的、“原教旨的”，甚至与种族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却也曾两度使欧洲面临灭亡。今夭，这种民族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消失。
今夭威胁欧洲的，并非是欧洲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一事实，而是或大或小的许多族裔，都有着实现民族、语言、国家的统一，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幻想。欧洲历史上赫尔德和费希特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遗产加剧了这种幻想，因为这种民族主义所参照的，不是民主的体制，不是人民的主权，而是历史、语言、文化以及自古以来流淌在本族人民血脉中的共同血缘。这种民族主义成了当今欧洲最具破坏性的威胁之一。
欧洲首先应当超越的，并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有可能造成现有民族国家分裂的“次民族主义”或“微型民族主义”的幻想。正如哈维尔所说的，南斯拉夫分裂的悲剧并非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像法国这样的一个欧洲最古老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其民族成分竞比前南斯拉夫更为复杂：在阿尔萨斯的日耳曼人和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之间，在里尔的佛拉芒人和普罗旺斯的地中海人之间，相互差异远要大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差异。作为历史的产物，法兰西并非永恒不变，强烈的地方主义幻想足以摧毁法国人共同生活的意愿。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英国的苏格兰、法国的布列塔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都独立建国，那对于欧洲而言将是怎样的一场灾难。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突起，说明这种设想并非没有事实的依据。
欧洲有专家认为，今夭的欧洲有三种不同的“合法性”（或曰“法统”）：一为民族国家，一个欧洲人首先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二是联合起来的欧洲，即欧盟，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同时也享有欧盟的公民籍；在两者之外，还有一种地区或地方的合法性，即“州”、自治区或市镇等，应当说，这是最接近公民的一种合法性。在欧洲建设中，亦即在欧洲走向联合或统一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前领导人马斯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曾说，西班牙的存在已无必要，独立之后的加泰罗尼亚可以直接同欧盟打交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民族国家是欧洲历史的产物，在过去的世纪里，它是工业社会赖以诞生的躯壳，是调节各种冲突、包括殖民冲突的一种机制，也是欧洲民主政治和宪政得以建立的唯一场所，因此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今夭，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组织防务、同大规模犯罪作斗争，还是从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看，民族国家的范围已远不能满足需要。今夭需要的是更广阔的合作和活动范围。然而，尽管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削弱了，但并未变得无用而多余。它在行政、司法等诸多领域至今仍无可替代。在欧洲，它迄今仍是保护自由、民主的有效机制，欧盟迄今仍无法取代它。
民族同民族国家一样，也未被超越。上世纪50年代，欧洲曾有人认为，民族只是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不久将会消失。但今夭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如果说，19世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民族还像是一种乌托邦的话，今夭的欧洲民族却已成为一种生活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这种民族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欧洲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从欧洲建设的种种失误中可以得出一个教训的话，那或许就是，欧洲建设有必要更多地考虑到民族和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而不能违背或过快地超越这一现实。欧洲多样性的统一并不必然体现为一个拥有所有现代权力的国家形态。或许，只有当它更多地考虑到民族，考虑到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和民族国家的存在时，欧洲建设才可能更稳健、更有效、更持久地推进下去。这大概也正是欧洲问题专家托尼·朱特所希望的欧洲建设更多地向民族国家回归（“恢复和重新认可民族国家”）的本意吧。如何在扼制恶性民族主义蔓延，坚持欧洲联合的共同目标的同时，达成民族国家和欧洲联合两者之间必要的平衡，这是欧洲建设面临的一大挑战。
回顾欧洲建设的历史，一路走来充满了危机，正是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欧洲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今夭，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和危机的欧盟，这条路还将怎样走下去呢？它能否通过自我革新，将欧洲建设继续推进下去呢？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曾经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欧洲文明，还将为世界做出怎样的贡献呢？对此，我们寄予希望，并加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