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心理异常的社会因素

在心理异常的研究中，近来对社会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关注。在心理异常的社会文化因素中，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生活事件等，被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文化背景

跨文化的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区，人们对心理异常的看法、判断是有差异的。在某些社会中被视为异常的行为，在另一社会中可能被视为正常，这就是早期的“文化相对论”观点。这种观点相信，正常和异常没有全球性的标准，它只适合于某一特殊的文化或社会。不过，这种观点目前已不被广泛接受，因为许多严重的心理异常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见到，也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但是，心理异常的种类、表现和病程，确实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某些变态行为只在某种文化中才出现（见表2-1）。

另外，同样的心理异常，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其表现方式也可以很不相同。例如，妄想中的附体妄想、被操纵感或影响妄想等，只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妄想才会有无线电、超声波、激光、互联网等的内容。此前，妄想只有魔鬼、神仙、狐狸精等的内容。今天，在边远的农村，幻觉、妄想的内容仍以带迷信色彩者多见。同样是抑郁症，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有不同的表现（主诉不同）。曾文星等人调查，美国病人能比较准确、适当地表达出自己很忧郁的心情，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不想活了等等；中国人则多诉说自己胸中发闷，胃口不好，全身没有力气等等。

二、经济和社会地位

国外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环境中的人群，其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有明显增高的倾向。而且，经济地位越低下，心理异常的患病率越高。布鲁斯（Bruce，1991）等和麦格奥内勒（McGonagle，1994）等的研究发现，收入最低的一组人，精神疾病的发病危险几乎是不贫穷人的2倍。而且，穷人重性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也高。

表2-1 与文化有关的特殊行为模式

中国12个地区1982年的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同居民的经济水平呈负相关。

也有大量研究表明，很多住院的精神病人来自大城市中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阶层。早期美国的霍林谢德（Holingshead，1954）和英国的戈德伯格（Goldberg，1963）等的研究都证实，城市里贫穷的阶层中精神病人明显地多。稍后，美国的斯罗特（Srote，1978）等调查了纽约市郊繁华商业区的1600多名居民，逐个进行评定。结果证明，至少有1/4的人存在某种精神病症状。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人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有关。城市中环境拥挤、竞争激烈、人际淡薄，易导致心理障碍的发生。另有人认为，有精神病素质的人，往往沦落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底层，因而形成了经济条件差的人群精神病人多的印象，这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三、社会生活事件

社会生活事件就是像结婚、离婚、升学、乔迁、亲人患病等这样的事件。这些社会生活的变动都要求人们进行自我调整，以重新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情境。在适应的过程中，需要人们做出主观努力，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条件不同，社会生活事件在一些人身上可能造成社会文化关系不同程度的失调，产生紧张情绪并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影响，甚至造成各种躯体和精神的疾患。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霍尔姆斯（1967）等人，曾对5000余人进行了关于生活事件对疾病影响的调查研究，并按影响的大小把生活事件排成序，编制了一个包括43项生活事件的目录表，称为“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见表2-2）。这些生活事件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结构中和社会生活方式中起作用的事情。他们认为，任何类型的社会生活变动，都能造成人们对疾病呈易感状态；一些人经历了大量生活变动以后会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亲近的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的死亡，在所有生活事件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需要再适应的努力最大，定为100生活事件单位（LCU），其他如离婚、夫妇分居、坐牢、被解雇、大量借贷等，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研究发现，人们遭受的生活变动越多，发病的可能性越大。例如，一个人在一年内遭遇生活事件打分累计超过200LCU，就有50％生病的机会；超过300LCU，生病的机会超过70％。相反，如果低于30LCU，来年可以健康安泰。但也有人认为，生活事件与疾病的相关程度并不很高，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还需要通过主观心理因素的中介才能起作用。因为生活事件是否会造成疾病，还需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或者说，社会生活事件作为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表2-2 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

*根据Holmes，J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11∶213～218，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