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心理异常认识的历史演进

变态心理学的历史与正常心理学一样长久。但历史上人们对心理异常现象的解释，却往往带有超自然和神秘的色彩。对心理异常的分类和治疗，也极大地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致使对心理异常现象的解释，长期以来不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事实上，对心理异常现象的系统探讨和科学解释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

一、中国古代对心理异常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医学知识，最早汇集在战国时期成书的两部著作，即《素问》和《灵枢》，合称《内经》。应该指出，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的医学知识多为零星的实际经验，到了战国以后，由于哲学思想的空前发展，诸子百家关于阴阳五行、身心关系、个体与宇宙等问题的争鸣，才发展了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有关心理异常的思想和观点也随之形成并发展起来。

在《素问》和《灵枢》中，谈到致病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界的各种因素，如“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温喜怒”（灵枢），“邪入阳则狂”等；其次，各种精神因素也可以致病，而且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便会造成诊断和治疗上的重大失误。如“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并认为这种危害机制在于“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素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提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论述。最后，古代医学家还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对相同刺激所产生的异常反应也有所不同。而且后天环境对个体差异，特别是对疾病抵抗力的大小也有影响。例如，“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灵枢），“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之人。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同”（灵枢）。

古代对心理异常现象的描述很丰富，理解也很深刻。其中比较明显的包括以下几种。

（1）谵妄

谵妄即由感染或中毒所致的精神紊乱。在古代已认识到，这是躯体疾病表现的一部分，是由“外因”（即喜怒哀乐之外的因素）引起，并且与发热并存。认为谵妄（胡言乱语，妄见妄闻）反映了机体，特别是大脑的机能发生了严重障碍，因此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2）躁狂抑郁症

对躁狂-抑郁症的描述，如说躁狂是“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灵枢）。说抑郁是“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素问），“人之卒然忧虑而无言者’（灵枢）等。

（3）癫痫

认识到癫痫是大脑的毛病，对其发展、病程及治疗都有所认识。

（4）癔症

中医称癔症为奔豚，脏臊，见于《金匮要略》。如“奔豚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

（5）神经症

认为神经症的致病原因与日常生活及精神因素有密切联系，因而称之为“百合病”，“多见于伤寒大病前后”，“平素多思不断，情志不遂，或偶触惊疑，猝临异遇”等皆可致病。

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方面，古人注意到了病人的心理状态，主张把其他治疗措施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如在针灸时应“无刺大惊”（素问）；“新怒勿刺，已刺勿怒”，“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灵枢）。在进行心理治疗时，《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必先治神”的重要性。所以医者要对病人“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

在长期的医疗实际中还发展了具体的心理治疗方法和技术，其中阴阳五行相克和情志相胜的理论就是典型的一例。该理论认为，医者可以用“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悲”，“思胜恐”的相胜原则，针对具体病人分别施行不同的情景刺激，引发病人一定的情绪反应，以治疗由于某一情志失常所致的疾病。

关于心理卫生的记载古人主张养真气、守精神，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上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我国古代早已认识到建立正常，合理生活作息的重要性，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才能保健心身，长寿不老。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精神病学或变态心理学的专著，但有关精神病的分类、症状描述以及治疗方法等思想却是非常丰富的。

二、西方变态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1.古代时期

在古代西方，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475年，人们对心理异常的解释大多带有超自然的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器官方面的解释，但治疗却没有真正的医学意义。例如，那时期采用的所谓治疗方法，包括吃泄药、致吐、“熏阴道”、放血和阉割等，更多的是带给人伤害和疾病，而不是真正的治疗。可见，提倡对心理异常者进行人道待遇的人，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指导，也仅仅是阻止粗暴地对待心理异常者而已。

（1）古代早期

古代早期（公元前2000～公元200年）对心理异常的解释混杂着超自然和自然的成分。例如，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心理异常者是“被上帝取走了心”。在古巴比伦和希伯来都有“魔鬼及其同伙凭借邪恶的眼睛和各种骗术”使人产生心理异常的说法。在对待心理异常的态度上，既有野蛮粗暴的一面，如处死，用石头打死；也有人道的一面，如仪式性的咒文驱魔、暗示催眠、放松等。

在古埃及，人们还对歇斯底里症有了一定的认识，包括对躯体症状（昏厥、聋哑、局部瘫痪等）、病因（子宫离开原来的位置在体内流动）以及治疗方法（用烟熏阴道使子宫复位等）的认识。

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把心理异常归纳为体内四种体液的失衡，是疾病，并且有器官上的原因。这种思想构成了心理异常医学模型的先驱。按照这种思想，心理异常只能用医学的方式进行治疗。然而，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在古罗马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仍有人坚持心理异常是由于“上帝在发怒”，主张对病人处以饥饿、恐吓和锁链、放血、致吐，以及关进地牢等方式驱走魔鬼的精神。同时，也有很多人坚持用温和、人道的态度对待心理异常者，但这并没有改变对心理异常者的虐待。

古希腊的盖伦（Galen）继承并复活了希波克拉底的思想，认为人由于自爱而导致自我错觉，并由此出现冲动和错误，因此，心理异常者应由一个诚实的人进行监督。盖伦认识到了某些心理问题的环境诱因，并提出了类似合理情绪疗法的心理治疗技术。

（2）古代后期

古代后期（200～475年）心理疾病的概念被暂时放弃，对心理异常的解释又回到了超自然的魔鬼化上。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4世纪，瘟疫流行，罗马失陷。对战争、瘟疫和饥荒的恐惧，导致了“魔鬼”的出现——心理异常者成了牺牲品。同时，基督教已演变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阶层，一种反科学的情绪在迅速发展，他们把心理异常解释为缺乏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魔鬼作祟。因此，界定人类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就由教会来制定了。这就成了中世纪把心理异常归为魔鬼的思想基础。

这期间，奥古斯汀是形成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历史人物。他相信魔鬼是一种反抗上帝的力量，主张通过洗礼仪式，把占据在没有信仰的人头脑中的邪恶精神除去。但与中世纪相比，这种“驱魔”只是仪式性的。

2.中世纪

随着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崩溃，西方的科学发展被延缓，迷信和鬼神学大行其道。这一时期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476～1700）。此时期的普遍观念是：控制行为的不是人自己而是魔鬼。因此，心理异常者被看作是“被魔鬼占据的”邪恶的人，对待他们也从温和的“把邪恶从中引出”，发展成为野蛮的行动。这期间，心理异常者被冠以“巫术，乱伦以及魔鬼附体”的罪名。1487年出版的《女巫的杵锤》主张情欲是邪恶的，女人是败坏男人的女巫。书中还大量地阐述性问题，描述了女巫勾引和施行邪恶的手段，以及揭露巫术的办法，适用的救治措施。从而掀起一场反女性、反性欲的热潮。有上万人因“危害社会，在空中飞行，以及巫术”等罪名而受尽折磨，甚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心理异常者被认为与魔鬼有契约，因而很容易造成对他们的迫害和摧残。

造成对心理异常者狂热的迫害，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当时的社会瘟疫流行、饥饿成灾、生活没有着落，于是幻想出一种“女巫”作为牺牲品。人们仅有的希望是有一个严厉而又万能的上帝，使他们免受魔鬼的摧残，并让他们在死后能升入天堂。那时，不承认存在女巫和魔鬼，会被当作是不正常的。那些心理异常的人被看成是与魔鬼为伍的堕落的人；他们是虚弱、死亡、疾病、残害婴儿的罪魁；他们是不道德和恐怖的原因。因此这些人对一个充满恐惧和不稳定的社会是高度危险的。

3.文艺复兴时期

18世纪初，科学从令人窒息的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下开始解脱出来，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这种文化气氛使得麦斯默（Anton. Mesmer）的催眠术得以流行。他用“通磁术”治愈了几个病人。这种方法是以后催眠术的基础。

不过，18世纪初虽然精神错乱不再被视为魔鬼附身，而被看做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但对那些不能理解和治疗的人仍用地牢、锁链和鞭打对待。首先对这种做法提出挑战的是法国医生比奈尔（Philippe Pinel）。比奈尔在法国革命后的1793年负责巴黎一座收容院的工作。他在得到巴黎行政长官的默许后，首先废除了几个“收容者”的锁链。此后他一直致力于解放精神病人的活动。比奈尔于1826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当时法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及被他“解放”的精神病人近千人参加了他隆重的葬礼。

比奈尔及其他同期的先驱者们，尽管对心理问题的原因和治疗并没有精确的理解，但对心理异常者的同情和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自18世纪后期，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精神病医院，对精神病人进行收容和治疗。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人比尔斯（C.W.Beers）在其著作《一颗找到自我的心》中，描述了身为精神病人的切身经验。这本书刺激和唤醒了大众对改善精神病院待遇的兴趣，并推动了美国和全球精神卫生运动的开展和推广。

4.现代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心理异常原因的看法主要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器质因素，二是心理因素。

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Kraepelin）是这个时期精神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以器官病理学的观点概述了精神疾病，强调神经系统的失调是心理异常的关键性问题。他还将许多精神异常加以描述和分类，引发了对于症状群的注意，从而打下了描述性精神医学的基础。另外一些精神科医生，如克拉夫特-埃宾（Kraft-Ebing）发现了精神病和梅毒的关系、阿尔采姆（Alzheimer）证实高龄精神病患者有大脑病变等。这些发现在20世纪初期，得到精神疾病器官取向信徒的大力支持。

克雷佩林（1855～1926），德国精神病学家，现代精神病学的主要开创者。他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精神疾病，领导了对心理障碍分类的改进工作，他的精神疾病分类系统结束了20世纪以前的分类上的混乱状态。

心理因素取向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是精神病学史上被引用最多，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人。他的无意识和压抑的概念，实际上在精神病学的很多领域，以及某些临床心理学的领域中，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弗洛伊德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精神病学从严格的器官模式，引向强调个人心理发展状况，以及家庭和社会影响的方向。

器质和心理观点的差异出现于早期变态心理学史中，它们将继续形成此领域的科学研究背景。产生心理疾病时，器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究竟孰重孰轻，仍未有答案，而心理异常的有关理论和研究将继续扩展和深入。

三、现代变态心理学的奠基

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型精神病院的开设，对异常心理现象的研究迅速扩展，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也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和分类方法。在这种形势下，变态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便呼之欲出。

1.对异常行为的实验研究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1879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间心理实验室。这在变态心理学的发展中是关键的一步，因为冯特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不久便被用于对异常行为的研究。冯特的学生克雷佩林后来也建立了一间实验室，主要用于变态心理学或心理病理学的研究。在这间实验室里，克雷培林和他的学生曾经探讨过心理病理同运动、疲劳、情绪、言语及记忆间的关系，还研究过药物对不同类型的心理失常的影响。克雷培林因此便成为实验心理病理学的奠基人。

1906年普里恩（Prine）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专业杂志《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专门用来发表实验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成果。时至今日，这份杂志仍然是实验变态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

2.从生物学原因理论到医学模式

从远古时代开始，便有人猜测，心理障碍可能是由某些生物学因素引起的。然而，这种朴素的生物源理论，往往被强大的超自然主义观点淹没。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心理障碍的生物源理论才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较为广泛的注意。

德国精神病学家格莱辛格（Wilhelm Criesinger）19世纪中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生物学原因的理论；克雷培林则提出心理障碍的器官理论（认为脑的病变在心理障碍中起核心作用）和心理障碍的第一个综合的分类系统。克雷培林认为，像躯体性疾病一样，精神疾病也可以按照病理变化加以分类。每一种病理变化都有不同的器质性原因和一套独特的症状（称作“综合征”）；一旦这些症状出现，便可以按照分类系统作出诊断。而一旦作出诊断，便可以预见其病程与后果。

与此同时，心理障碍的神经病学与遗传因素，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通过上述诸理论家的工作，心理障碍的医学模式（更确切地应该称作“生物医学模式”）便逐渐形成了。医学模式主张，心理障碍是由多种生物学因素（包括大脑的病变、遗传因素、有害物质的侵入、不良体质和全身性的疾病等）引起的，因此应该像躯体性疾病一样对其进行诊断，并必须采用生物学手段（例如药物和手术等）来治疗。

医学模式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对异常行为的生物医学研究，从而造就了它早期的辉煌成果。人们发现，许多严重的精神疾病同大脑特定部位的病变有关。1905年有人发现一种神秘的综合征——全身性麻痹有生物学原因。这种综合征表现为，身体和心理功能的渐进性和不可逆转的衰退，伴有明显的人格改变、妄想与幻觉，如不给予适当的治疗，病人会在几年内死亡。研究发现，这种综合征实际上是由于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后，破坏了神经系统导致的。这一发现对心理卫生人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崇高地位，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3.心因性理论的奠基

生物医学模式不能为一些心理障碍提供完整的解释和有效的治疗。除生物学原因外，心理障碍也可能同其他因素有因果关系。一些研究发现，心理障碍主要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引起，而是由诸如情绪应激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由此，便导致心因性理论的提出。

（1）麦斯默与催眠术

现代心因性理论发端于一位富有传奇和争议的人物麦斯默。麦斯默是一位奥地利医生，18世纪未他来到巴黎，尝试用当时关于磁和电学的科学发现来研究心理状态。他提出“动物磁性说”，认为星球的运动控制着宇宙磁力流的分布，而这种磁流的移动决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疾病。他相信，这一原理可以用于癔症（当时在妇女中常见）的治疗。

麦斯默的治疗方法是，让病人进入一个安静、温暖、昏暗的房间内，围坐在一个大盆的周围。盆中放着盛有各种液体的瓶子，由瓶子中伸出长长的磁铁棒。待病人安静坐好后，开始放轻音乐。麦斯默在音乐声中手持磁棒，一边从病人身边走过，一边用磁棒和手触摸病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以便重新调整他们身上“磁流”的分布。许多病人经过这种治疗后症状显著改善，以致该疗法在巴黎引起了轰动。当局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麦斯默的治疗方法进行调查。调查结论认为该疗法无效，一些患者获得的改善，实际上是暗示的结果。然而，即使是参加调查的医生，在其调查报告中也承认，麦斯默对变态心理学的贡献，即发现暗示能治疗心理障碍。

麦斯默作为催眠术（又称“麦斯默术”）的第一位实践者，开创了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催眠疗法，即一种通过人工诱导使人进入精神恍惚、易受暗示的心理状态进行治疗的方法。

（2）南希学派同巴黎学派的论争

麦斯默去世后，两位在法国东部南希行医的医生李保特（Ambrose-Auguste Liebeault，1823～1904）和伯恩海姆（Hippolyte-Marie Bernheim，1840～1919）重新考察了催眠术。他们发现，癔症既可用催眠法治愈，也可借助催眠诱发。基于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心理障碍的心因性理论。该理论认为，癔病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形式，依此类推，其他心理障碍也可能完全由心理因素引起。该理论赢得了一些追随者，由此便形成了“南希学派”。

南希学派形成不久，便受到以著名神经病学家夏克特（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为首的一组巴黎医生的攻击。夏克特也试过催眠术，但没有成功。因此，他推断癔症是由器官病变引起的。

两个学派之间的论争，成为现代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学术争论之一。最后南希学派获胜。这场论争的影响已不限于癔症，而扩展到了其他心理障碍，其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心因性理论的地位。

（3）心理分析理论的开创

弗洛伊德年轻时代从维也纳来到巴黎，师从夏克特。在这里他也逐渐掌握了李保特和伯恩海姆的催眠疗法。回到维也纳后，他同布洛依尔医生一起工作。那时，布洛依尔也在试验使用催眠术。此前几年他一直在治疗一位女病人（即前述的“安娜·欧”）。这位女病人患有癔症性瘫痪，不能进食，并有各种视觉和言语障碍。也许是由于机遇，布洛依尔发现，在催眠状态下她能不加防御地谈出自己的心理问题，之后症状便得到明显缓解。布洛依尔很快便意识到这种情绪发泄和贯通的治疗价值，便将这种做法称作“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又称“谈话疗法”（talking care）。

弗洛伊德和布洛依尔一起对这种谈话疗法作了深入研究，不久他们便相信，癔症和其他心理障碍是由（在催眠条件下能被引出来的）无意识冲突引起的。一旦被贯通，这些冲突便会失去保持症状的力量。1895年他们出版了《癔症的研究》一书，提出了无意识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后来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因为他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催眠。通过一种后来被称作“自由联想”的技术，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待了解到病人的无意识冲突之后，弗洛伊德依据他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向病人作出解释，使病人逐渐理解自己的无意识冲突，从而达到领悟。弗洛伊德称这种形式的治疗为“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心理动力学观点的基础，对20世纪的学术思想和西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心理障碍的心因说的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变态心理学由此更加走向成熟。随后，关于心理障碍的行为主义理论、人本-存在主义理论和认知理论等心因性理论的陆续提出和精炼，心理障碍的生物源理论或生物学观点，以及人际与社会文化观点，也获得一些研究的支持。从而，在变态心理学领域内出现了多种理论观点并存的繁荣局面。目前，尽管除了心理分析学派以外，其他各派的心理学观点，已被现代心理学主流吸收，走向折中和整合的道路，但它们都为变态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而且还在继续影响着人们对异常心理现象的评估、解释与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