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纪录片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像重构
牛光夏，毛 蕾，皮永伶
摘 要：民俗纪录片有两大内容构成和价值体现：一是文化自觉意识下的历史认知。用民俗纪录片来整理和发掘传统民俗的积极内涵和时代精神，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来自于真正民间和乡土的民俗文化，这类民俗纪录片的诞生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一种本土文化的觉醒，也彰显了一种民族精神的重振。二是文化认同视野下的现实关怀。反映当代中国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民俗纪录片，它们的关注对象从古老中国转移到现代中国，用影视纪实语言重构行进中的影像中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与观众的生活体验更接近，也更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从民俗纪录片的发展进路来看，其创作要根据当前民俗学的发展趋势，在尊重影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从民俗事项到现时语境中的民俗的转换，注重和拓宽民俗主体，关注当代新民俗，真实反映当下社会发展阶段中民众的生活现状，对中国民间文化进行影像的重构。
关键词：民俗纪录片；历史认知；现实关怀；中国民间文化；影像重构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P2）民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是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回顾所来径时最感亲切、最能产生归属感的生活记忆。因为民俗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内在力量，而且是大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俗的代代延续对于促进国民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时期，很多民俗在社会变迁和激荡中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过去的风景。幸而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对民俗承继断裂的担忧使民俗复兴的理念正深入人心，民俗纪录片的摄制和传播正是民俗复兴的一种表现。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传播是一种比传播信息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把传播视为文化在一定时间得以存在、维系并积淀各种机制的整个过程。纪录片是传播和弘扬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俗纪录片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而不只是作为具有学术价值的民俗学研究者们的影像文本。这些纪录片秉持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价值取向，力图用影像来纪录那些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逐渐边缘化的民俗，这种纪录不仅仅是传媒行业生产线上一个个满足观众好奇心或求知欲的快餐式产品，它们是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像重构，值得被我们审视和研究。
一、民俗纪录片繁荣的社会语境
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以及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很多地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受强烈的冲击，面临极大的危机和挑战。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已被作为中国发展的文化战略，被提升到治国理政的历史新高度来认识。民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上元节包元宵、挂花灯、踩高跷、扭秧歌，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挂艾草、挂香包，中元节办孟兰盆会、驱摊等，在现代城市社会中，这些民俗中除了饮食习俗如包饺子、元宵、粽子外，其他的已渐渐不为年轻一代所了解。在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提倡的大环境下，民俗的复兴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文化自觉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同时，它也映射出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如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驱动下，民俗的复兴近些年来在各地已成普遍趋势，并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山西丁村的民俗表演等以传统民俗展示为主的旅游项目，只是依靠旅游带动中国传统民俗复兴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的很多旅游景区，当地的民俗活动的开展和产品出售都是招揽客人的重头戏。新华网的一则报道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丁村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村落的一个代表，这里曾盛行剪纸、面塑、织布等民俗活动。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些民俗活动逐渐消失。然而，近年来，旅游业兴起，传统民俗成为看点和商机，被再次复兴……在丁村，传统民俗中兴起的不仅仅只有织布项目，传统面食也备受欢迎，废弃的明清老宅子因住上客人而恢复了往昔的生机。”［2］诸多这样的媒体报道案例告诉我们，民俗的复兴正在中国南北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当然，民俗的复兴也契合了现代社会人们寻觅文化之根的心理饥渴，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和娱乐功能，能够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中国纪录片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纪录片的发展，以2010年10月原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起点，至2011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开播，到逐年提高的纪录片年度扶持资金发放，再到广播电视管理部门2014年起规定全国各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至少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以及对纪录片项目给予补助、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绩效奖励、减免相关税赋等，不断加大对纪录片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一系列鼓励和引导举措为中国纪录片的制作和播出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格局。
二、民俗纪录片的历史认知与现实关怀
中国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真实是纪录片这一影视艺术形式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它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民俗纪录片拍摄的目的是要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它的社会价值也在于此。
从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来看，民俗纪录片是纪录片家族中历史悠久的一员，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就是对生活于北极附近哈得逊湾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它反映的也是这个原始族群的独特民俗。中国也有一些影响较大的以反映民俗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如，1991年由中央电视台摄制、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首次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大奖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由康健宁和高国栋合作的《沙与海》、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孙增田的《最后的山神》、梁碧波的《三节草》等，这些纪录片虽然也会被列入民族志影片或人类学纪录片的范畴，但其对彼时彼地民风民俗的记录，也使它们带上了浓厚的民俗学的色彩，而且从根本上说，民俗纪录片、民族志影片和人类学纪录片，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历来就有两股支流，分别侧重于历史民俗和当代的民俗的记录，故民俗之“俗”，不仅是指过去时代的历史遗留物，而且也包括现代社会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新出现的民俗。从整体上来看，民俗纪录片具有两大内容构成和价值体现：一是文化自觉意识下的历史认知，二是文化认同视野下的现实关怀。这两点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像重构。
（一）文化自觉意识下的历史认知
历史民俗主要生存和浸润于中国乡土社会，但回首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非常明显的一点是在不断加快的以城市化和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进程之中，中国国土上作为乡土社会基本单元的农村村落呈日渐衰微之势。在20世纪初期的“西学东渐”背景下，“革命性、现代性强势话语逐渐渗入乡土社会，持续改写民俗文化的内在逻辑，造成了传统乡土社会自治机制的失衡或断裂。中国民俗文化遭受重创，而以民俗文化为血脉滋养的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3］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在“移风易俗”的口号指引下，民俗文化成为被改造对象，这场矫枉过正的运动给“民俗”涂上了不容置疑的贬义色彩，也使得千百年来传承于民间的民俗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中，虽然在国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引导下，表面上看掀起了民俗文化复兴的热潮，但实质上“以赢利为目的把自己‘卖’出去从而转变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成为民俗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3］其呈现的并非是民俗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自然发展态势，而是为迎合商业逻辑的一种功利性、选择性的展示。在一些电影故事片或电视剧中，观众可以零零散散地看到表达民俗文化的片段，比如电影《红高粱》中的“颠轿”片段，但是民俗文化只是作为一种点缀服务于叙事，且往往因为商业行为而失真。而民俗纪录片则将某一民俗作为绝对的主体，按照纪录片声画一体、客观真实的本质属性，来更加全面、具体地展现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真实美。
那么，用民俗纪录片来整理和发掘传统民俗的积极内涵和时代精神，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来自于真正民间和乡土的民俗文化，完整而非割裂、全面而非片面地还原从历史长河中发展而来的民俗，给民众予关于民俗文化的更为科学的历史认知，激发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俗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成为民俗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使命。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把民俗的外延扩展至一切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把其内涵确定为“集体的、类型的、继承的、传布的”，如庙会、节日庆典、风俗习惯、传统礼仪、民间文学、民间信仰、民间工艺和艺术、民间器物等。如中央电视台拍摄的100集纪录片《中华民俗大观》，内容涉及中国人的饮食、服饰、节日、民居、民间故事、宗教信仰、民间艺术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等众多民俗事项。摄制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进行实地拍摄，在获取大量一手素材的基础上，查阅史书典籍，力求探寻民俗的由来及发展状貌，经过系统整理和深入挖掘，辅之以电视化的表现手法，这部大型民俗纪录片能使观众了解和认知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渊源，在具有艺术作品的观赏性之外，还极具文献和保存价值。
对当代中国来说，西方生活方式的流行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鲜有接触和体验民俗文化的机会，而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村落呈空心化态势，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处于越来越萎缩的境地。人们只能在一些旅游景点或民俗展会中看到传统民俗，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民俗文化已经越来越脱离其原本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其原本天然的生存状态中被抽离出来，而演变为一种带有浓厚戏剧化、仪式化、观赏性的文化商品，这样的民俗文化已失去其内在的鲜活生命力。而像《中华民俗大观》《中国民俗》《中国手艺》这一类型的民俗纪录片会带给观众熟悉感与归属感，它进行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族群与自我的对话，如美国民俗研究学者莎伦·谢尔曼所说：“为理解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阐释窗口”，它增强了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思想，指出“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力倡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这类民俗纪录片的诞生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一种本土文化的觉醒，也彰显了一种民族精神的重振。
（二）文化认同视野下的现实关怀
作为纪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影视片种，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它能成为时代相册与现代人的生存之镜，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状况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使这种记录能够为明天的历史提供鲜活的“影像注脚”。被称为“纪录片教父”的约翰·格里尔逊一直坚持纪录片要关注现实的理念，他把纪录片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重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那么民俗纪录片不仅应该传播和弘扬古老中国的民俗，还应关注现代中国的新民俗。从纪录影片的观众诉求来看，中国这一东方古国的崛起使它在世界舞台上广受关注，国内外观众都需要通过客观真实的纪录片，一窥现代中国的面貌，所以世界纪录片市场也需要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反映当下中国世俗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的纪录片更能够吸引观众的兴趣。《乡村里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春晚》《新丝绸之路》等都是反映当代中国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民俗纪录片，它们的关注对象从古老中国转移到现代中国，用影视纪实语言重构行进中的影像中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深切的现实关怀，与观众的生活体验更接近，也更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如在国际和国内纪录片市场上都引起强烈反响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这部带有浓郁民俗色彩的系列纪录片从题材的选择到镜头及解说的呈现，不仅展现给观众中国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而且通过美食背后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侧面表现食物与中国人生活中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关联，探讨饮食习俗及其文化意蕴，展现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符号，让信奉民以食为天信条的中国观众从中感受到基于共同文化理念的文化认同。在大多数民间技艺传承人面临生活困难、后继无人的现实窘境中，山东卫视的《胡集书会》、广东南方卫视的《世纪传承——广东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故事》等纪录片，记录、关注民间文化的生存发展现状及民间艺术传承人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解码人文，感悟文化。
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5］（P4）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它“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6］民俗文化是长期以来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承载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内容。如在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导演选择了一个既不特别贫穷也不是很富裕的平凡的小山村，以一年二十四节气来贯穿始终，记录了373天里这个村庄里的婚丧嫁娶、喜怒哀乐。在片中观众可以看到这个小村庄里曾绵延千年的传统习俗，同时也由此看到了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不可阻挡的变化。人们通过这样的民俗纪录片，可以了解民俗文化符号及其承载的共同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它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所处文化语境的体悟，共同建构和阐释我们的文化认同，所以民俗纪录片对重构中国人甚至是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当下民俗纪录片的发展进路
对于当下民俗纪录片的发展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拍什么，即哪些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可以作为纪录片的表现主体。根据当前民俗学的发展趋势，民俗纪录片要在尊重影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和拓宽民俗主体，关注当代新民俗，不要把民俗纪录片的表现对象限定得太褊狭，它应该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这是因为民俗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俗”，人是民俗真正的载体，民俗纪录片要更加关注民俗主体，考察民俗的传承、创新者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以此体现民俗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民俗学家高丙中力倡民俗学的整体研究，指出这种研究取向关注的不是挤干生活汁液的民俗事项，而是将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注重民俗的现实性，特别关注民俗主体问题。同时民俗纪录片的创作也不能仅从乡村来寻找民俗。在民俗学领域，民俗不仅指乡土民俗，城市民俗也愈来愈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民俗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日益深入地展开。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就认为民俗之“民”并不等同于那些保守的、传统的、落后的农民阶层或乡村群体，“民”既在乡下，也在城里。各个民族、宗教、职业、地域群体都有其各自的民俗。“而且，随着新群体的出现，新民俗也应运而生。”［7］（P7）他以现代社会中的冲浪爱好者、摩托车骑手、计算机程序员的职业生涯为例，指出他们的行业和职业等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正是他的民俗观的有力佐证。关于民俗的界定，民俗研究者对其外延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如早期民俗学开创者威廉·汤姆斯把掌握旧时的行为举止、风俗、仪式庆典、迷信、叙事歌、谚语以及神话的人视为民；曾担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反对民俗学的古董主义倾向，提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民俗学家邓迪斯则把一切表现了传统民俗形式的人都算作民，而不只是乡民。但这些学者都把民间文化的“传统”作为入选民俗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认为民俗起源于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民俗时时都在产生，是生生不息的。按照萨姆纳的观点，民俗超越了传统的遗留物这一狭隘的定义，是动态发展和随时更新的，除去代代相袭的传统民俗，新的、带有时代特色的民俗也会被人们创造出来。提倡民俗研究的当代性，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在理论上的主导思想。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民俗研究是“当代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应以当代国家民族社会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在世界民俗学界，多尔逊也强调民俗研究的当代性，提出要“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8］（P22）
基于民俗学的这种当代性建构，纪录片创作者应该认识到民俗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加之纪录片存在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即在于它能够纪录当下的社会现实，成为人类的生存之镜，“当代国家民族社会中活生生的现象”也应该成为民俗纪录片的主体。因此，民俗纪录片的表现对象要实现从传统民俗事项到当下语境中的民俗的转换，不应仅只是单纯地记录甚至采用再现的手法来对某些已经式微或消失的传统民俗进行乌托邦式的重现，还应更多真实反映当下社会发展阶段中民众的生活现状，直面当代中国转型期的巨大社会变迁，关注这一时代背景如何重塑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视野，对中国民间文化进行影像的重构。如央视纪录频道2015年推出的十集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他们中有执著追求绘画梦的卡车司机孔龙震，有从城市回到家乡大巴山深处打造千亩生态玫瑰园的农民工老伍，有通过电视选秀节目成名但仍渴望回归土地的“大衣哥”朱之文，有将皮影、手影、木偶和流行音乐及动漫元素融为一体并用电影的叙事方式展现的艺术家沈晓等，记录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使“中国人该怎么活”成为节目播出后人们热议的话题。这种带有时代特色的民俗纪录片，以独特的视角观照社会转型期民众生活的变迁，将抽象的民族精神生动形象地传达给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民俗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其他如记录模特、编导、设计师、摄影师等时尚界从业人士生活的五集纪录片《时尚圈》、第一部反映电脑游戏行业从业者、玩家和电子竞技选手生活状态的五集纪录片《游戏·人生》等，都根植于当下现实社会的沃土，聚焦富有时代特色的职业群体，呈现了当代语境下鲜活的国人面貌。
民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民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具有现代意义及内涵的新民俗，把文化中国展现给国际受众。
（责任编辑 彭慧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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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Quoted from Gao Bingzhong，Folklore Culture and Folklore Life，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2000，p.22.
About the authors：Niu Guangxia，postgraduate supervisor and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Media&Communic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Maolei and Pi Yongling，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Media&Communic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Jinan，Shandong 250300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6）03-0108-06
作者简介：牛光夏，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毛蕾、皮永伶，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014
doi：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6.03.108
收稿日期：2016-04-26
Reconstruction of Imag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in the Folklore Documentary
Niu Guangxia，Mao Lei，Pi yongling
Abstract：Contents and related value reflections embody in folklore documentary.The first is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in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culture.This kind of folklore documentary，which reveals authentic civic and folk culture in an objective and real way，marks an awaking aboriginal culture，as well as a rehabilitation of the national mentality in a certain way，when documenting and exploring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 and time spirit of the folklore.The second is the reality concer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This kind of documentary concerns the real life of current Chinese general public and their consideration shifts from ancient China to contemporary China while using actual documentary language to re-construct the ongoing China image with unique sense of time，considerable concerns for the reality，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audiences and more resonation and thoughts from the viewers.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the creation of folklore documentary should firstly consider the trend of folklore studie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edia art creation，and the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olklore issues to the folklore in current context with emphasis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subject of folklore and the emerging new folklore.In this way，the folklore documentary can better reflect contemporary people's lives in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re -construct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in image.
Key words：folklore documentary，historical awareness，reality concern，Chinese folk culture，reconstruction of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