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辻聽花的去世，《中國劇》也開始了長期的沉默。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村忠行曾撰《中國戲曲評論家辻聽花先生》一文，但其中僅以一個“愛好者”、一個“戲迷”來介紹聽花的身份。^[7]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日兩國學界矚目於以京都學派爲代表的日本戲曲研究成就之時，辻聽花及其研究更是被徹底地遺落了。張傑先生曾分別撰文《王國維和日本的戲曲研究家》(《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與《簡論日本近代的中國戲曲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2期)，在當代較早致力於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來觀照戲曲研究在新時期的學術走向問題。他以戲曲學科的開山始祖王國維與日本學者間的交流爲鋪墊，其中將1907年至1920年代末作爲日本戲曲研究的第三階段，此時恰恰是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分別成爲日本研究戲曲的重鎮與主流，湧現出了一批影響頗著的學者。在有關這一階段的論述中，張先生略微提到了1917年由日本東方時論社出版的今關天彭的《中國戲曲集》及1922年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國劇五百番》，並認爲“它們對普及戲曲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不知何因將辻聽花的《中國劇》遺漏不提，或可見出辻聽花被歷史遺忘之程度。王麗娜編著的《中國古典小説戲曲名著在國外》(學林出版社1988年)，介紹了日本戲曲研究者，包括狩野直喜、鹽谷溫、青木正兒、岩城秀夫、波多野太郎，視線所及則均爲日本高校知名學者。1990年代以後，中日兩國在戲曲研究領域的交流互動越趨頻繁，然而，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學術界，對於日本戲曲研究的成績，所津津樂道的多爲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學者群體爲主的研究成果。如日本學者中村忠行的《日中文學交流之我見》^[8]、傳田章《日本的中國戲曲史》^[9]等文皆圍繞學院派的研究理路與學術建構娓娓而談。

中國方面，2000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孫歌等學者編著的《國外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是書視野開闊、體例嚴明、論述精闢，但其中涉及日本戲曲研究概況時並未介紹辻聽花、波多野乾一等人的“普及性”著作，使人略感遺憾。即便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日學界對於日本戲曲研究的主要聚焦點，仍然是學院派的研究。如童嶺《漢唐經學傳統與日本京都學派戲曲研究芻議》(《戲劇》，2009年第2期)、仝婉澄《久保天隨與中國戲曲研究》(《文化遺產》2010年第4期)、仝婉澄《狩野直喜與中國戲曲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周閱《青木正兒與鹽谷溫的中國戲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等文。

同時，也是在2000年，《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開始嘗試將辻聽花納入到二十世紀戲曲研究的學術史框架中，並結合辻聽花所處的時代背景，給出了客觀公允的評價:

明治大正以後，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獲得令人矚目的發展……西方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引起人們的注意，有些學者把中國戲劇作爲比較研究的物件，主張提倡中國戲曲研究。辻武雄《中國劇》是從中國戲劇的實際演出方面來研究的普及性讀物，“比照文學”的宣導者、評論家、翻譯家坪內逍遙爲之作序……辻武雄主張中國問題之研究與解決，必須由中國“國民性”入手，説“所謂國民性者，予確信由中國劇中，可以窺之一二，且因之可以洞見歷史上所缺之秘事，及社會裡面之情態也。”^[10]

是論言簡意賅，既實事求是地直指《中國劇》之爲“普及性讀物”，卻又從近代西學東漸的學術史歷程著眼，肯定了它在戲曲研究中紹介了“比較研究”、“民俗研究”的現代學術視野的功勞。

翌年，陳維昭先生撰文《20世紀戲曲史述的幾大模式》時，將《中國劇》與民國初年宣之的《戲曲五十年劇史》(《七襄》，1914年第1、2期)、王夢生的《梨園佳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一同歸入“劇場觀念模式”，並且指出:

20世紀戲曲史述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劇場觀念模式最早是由日本人撰寫的。……《中國劇》具有普及的性質，對中國古代戲曲史上一些重大問題並未作深入的考證、探討，因而該書雖然對青木正兒、周貽白、徐慕雲等的戲曲史著述的格局(實質上是關於“戲曲”的觀念)產生影響，但並不爲中國的戲曲史家所稱引，絲毫不爲中國的戲曲史家所注意^[11]。

陳先生對於《中國劇》的歷史評價，與《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中的觀點，同中有異。相同之處是，兩者皆對於該著述的“普及性讀物”、並非純學術的論著之身份、形態共同表現出了歷史性的同情與寬容。不同之處是，陳先生的著力點在於對二十世紀戲曲史撰述範式的梳理與反思，由此決定了他在文中更爲關注《中國劇》所開創的劇場史的撰述模式，並且指出隨後出現的青木正兒、周貽白、徐慕雲等人的戲曲史著作，在有關“戲曲”的觀念上接受了辻聽花的影響。

2005年，么書儀先生在《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國戲曲愛好者》中結合二十世紀初期戲曲史研究的時代背景與學術氛圍，較爲詳細地介紹了辻聽花的報人身份特徵及其《中國劇》在戲曲通史的體例上之歷史創獲，曰:“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全新的‘戲曲史’，它有自己規定的、‘戲曲史’應該涵蓋的範圍……或者説，它的對於中國‘戲曲史’的架構設置上，表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開創。”“戲曲通史的開創者”——這可謂是當代學界對於辻聽花最高的評價了。爲了得出這一結論，么書儀先生在文中首先追溯了近代由西方而日本再至中國的文學史、戲曲史之現代觀念的傳播路線，並舉出了1910年林傳甲《中國文學史》、1918年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在20世紀初的學術史上的“肇始之功”“極盡開拓之能事，爲後人提供參資”等例子，認爲《中國劇》的學術意義同樣不能受到忽略。但是，“開拓者”的身份認可僅僅是在歷史發生的占得先機上對辻著予以肯定，至於《中國劇》對現代意義上的戲曲學科的形成有何理論貢獻，卻尚未言及。

2009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研究生學術入門手冊”系列，其中有康保成先生撰寫的《中國戲劇史研究入門》。這部緣起于引領學術新人走進治學門檻的著作，事實上是近年來對於戲曲研究之學科特色的全面而系統的介紹，因而也是一部闡述學術史之流變與動向的專著。其中有“日本的中國戲劇史研究”專節，在介紹青木正兒與吉川幸次郎“重古典、重案頭”的“京都學派”之外，指出與之同時還存在另一“劇種史研究流派”，屬於這一流派的有波多野乾一及其《京劇二百年之歷史》、辻聽花的《中國劇》、永池德一的《中國的戲劇》、印南高一的《中國的影戲》等。關於這一流派的特點，是書介紹説:“如果説‘京都學派’有王國維的影子的話，那麼這一流派就與齊如山的路子相近。他們既關心京劇的歷史，更關心當代的京劇演出。”此外，著者不僅詳盡地介紹了《中國劇》的結構與內容，還進一步關注了該作在跨學科上的建樹:“雖然各子項目的論述都比較簡單，但已初步具有了‘戲劇人類學’或‘戲劇社會學’研究的框架。”

此外，《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20世紀戲曲史述的幾大模式》、《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國戲曲愛好者》與《中國戲劇史研究入門》中有關辻聽花及其研究的或略或詳的價值認定，均體現出了從學術史研究的高度，諸如辻聽花及其研究在戲曲通史研究局面的開創上、在戲曲藝術特性與劇場及劇種特殊形態的觀照上、在跨越文化與學科的局限的現當代學術視野的引入中均作出了恰切而富有啟示意義的結論也爲後來出現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更爲明確的切入點與較爲全面合理的格局安排。2010年，在《中國文化研究》秋之卷中刊登的周閱先生的《辻聽花的中國戲曲研究》，即在上述研究之基礎上，將辻聽花及其戲曲研究進行了更爲細緻與深入的專門研究。其中，亦將聽花的學術貢獻概括爲“確立了戲曲研究的‘通史’觀念”。又，認爲聽花肯定戲曲的藝術價值、在研究中體現出了比較研究與跨文化的意識是尤其值得重視的。指出聽花的“研究視野與研究方法，都有突破學界成規與束縛的獨到之處”，“是日本近代中國學中具有創始之功的組成部分”。統觀近十年學界對於辻聽花的關注，從開始時在現代學術史的梳理中的略爲提及，到在晚清戲曲變革中審視“日本戲曲愛好者群體”的相關活動與歷史意義，再至將辻聽花及其研究作爲專門的研究物件，這一系列活動的演變無疑説明了辻聽花在當代學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