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中日學界集體遺忘之前^[1]，辻聽花及其戲曲研究曾是中國京津滬劇壇中最爲活躍的一部分。辻聽花，原名辻武雄(1868—1931)，日本熊本縣人。1913年，辻聽花開始了在《順天時報》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戲劇專欄作家生涯。期間，所撰文章累計超過六千篇，內容主要涉及劇評、劇評筆戰、劇場營業、優伶等。1920年4月28日，《中國劇》由北京順天時報社初次出版，頃刻間便告售罄。在隨後四年中曾四次加版，算得上是當時最爲暢銷的戲曲史。值得一提的還有，這部著作擁有50餘篇的序言與題詞，撰寫者多爲當時社會知名人士，其中包括陳寶琛、章炳麟、姚華、熊希齡、曹汝霖、梁士詒、袁寒雲、馮叔鸞、林紓、汪笑儂、歐陽予倩等。序言、題詞中不乏譽美、恭維之詞，但亦有如近現代戲劇改革家歐陽予倩從研究的學術價值角度所給予的評價:“先生斯作，姑無論其內容如何，要足以愧吾文藝界矣。”^[2]這是對於該書開創之功的肯定，也包括了對於國人投身戲曲研究的期待。

辻聽花不惟知名於中國，還成爲中日民間戲劇交流的重要橋樑，如芥川龍之介、波多野乾一等即在他的引領下成爲戲曲愛好者^[3]。此外，青木正兒與辻聽花的一段交往也是頗值得關注的。上世紀二十年代，年輕的青木在遊學北京時，由於景仰辻聽花而前往拜訪。青木並未對《中國劇》作出直接的評價，但從兩人之間發生的有關京劇與昆曲孰優孰劣的爭論，可知青木是熟諳於辻聽花的戲曲觀念與研究的。1931年，《中國近世戲曲史》甫一問世，青木即寄贈辻聽花，然而收到的卻是由辻聽花兒子寄回的信件，內有聽花的訃告與他生前答覆青木贈書的信箋。青木沒有透露信箋的具體內容，只言“一時悵然難禁”^[4]。

據么書儀先生説，她曾於2002年與田仲一成先生談到辻聽花，後者的評價是“辻聽花的書算不得研究”。么先生由此總結，時至今日，中日兩國學者集體“淡忘”辻聽花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劇》的內容，在今天看起來是過於‘簡略’了。而且，他的《中國劇》的結構，在今天看起來，也沒有超出研究‘戲曲史’學者的基本常識”。^[5]可見，無論是在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其時正是辻聽花及其研究最爲活躍的時期，還是遲至二十一世紀初始，中日兩國的學術界始終未將《中國劇》一書納入學術陣營。從歐陽予倩、青木正兒等人的隻言片語中，可以推斷他們或多或少從辻聽花的戲曲史述的模式、觀念中受到啟發，但畢竟這種靈感、思想的相互交會，在考辨學術史的傳承時是很難被鑿鑿言之的。

報人之爲辻聽花的主要職業與身份，或許能夠提供另外一個審視《中國劇》的著作動機與價值意義的角度。就目所能及的資料來看，1927年可以説是《中國劇》逐漸淡出歷史視線的時刻。儘管該年的《順天時報》仍刊載了《中國劇》的售書廣告，卻並未有再版的消息發佈，或可認爲市場熱情已有所降低。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就在這一年，辻聽花在《順天時報》上發起了一項更具轟動效應的活動——票選“五大名伶新劇奪魁”的活動，而“這次活動的最大影響就是爲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四人獲得‘四大名旦’的稱號奠定了基礎，四大名旦的出現也標志著中國京劇表演藝術由生角爲主向旦角爲主轉移”^[6]。憑藉著“明星效應”，辻聽花所組織的票選活動不僅極大地轟動了當時的戲曲界，也讓今人在追溯民國京劇史時對他也多有提及，例如陳義敏的《辻聽花與中國京劇》(《中國京劇》1998年第2期)、吳修申的《辻武雄——近代日本研究京劇的第一人》(《百年潮》2005年第5期)、甘大明的《戲海聽花——日本報人辻聽花的京劇情結》(《中外文化交流》2011年第10期)、王興昀的《1927年〈順天時報〉五大名伶新劇奪魁投票史料》(《戲劇文學》2012年第3期)。

儘管“票選活動”較之《中國劇》似乎更多地被納入了歷史的記憶庫中，但是這兩件事情在實質上其實是一致的，即它們都是《順天時報》與供職於其中的辻聽花所策劃的帶有商業性質的文化活動。尤其從該書規模巨大的序言、題詞寫作群可以看出，辻聽花在該書1925年版的“凡例”中即坦言曾特別邀請一些社會名人爲之撰寫序言與題詞，通過“名人效應”爲該書造勢，從而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從《中國劇》到“票選名伶”，既是報社出於商業目的策劃的活動之階段性呈現，也在客觀上導致了辻聽花在現代報業的商業運作體制氛圍中，是很難將《中國劇》的研究深入、完善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