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立説，發凡起例，必須周密謹嚴，不可草率。選擇何種版本爲底本，哪些版本爲參校本?校、注、彙三者在版本選擇上如何斟酌量度?如何將校注與評點做好性質區分?都是需要著者審慎考慮的問題。

其一，底本的選擇對校勘而言，有著很重要的意義。一般要求“較古而完整且少訛誤者，即古、全、善三者兼備。”^[15]就求“古”一點來講，《世説》唐寫本殘卷無疑是最古的本子了，此本在面貌上當最接近《世説》原本，但惜乎其爲殘卷，不滿足“全”的要求，故而只能作爲參校本考慮。接下來，較古的本子就是宋紹興八年董弅刻本，此本符合“全”的標準，今人校勘《世説》也多采此本作爲底本。“三彙本”在底本的選擇上卻迥乎時賢，以明代袁褧的嘉趣堂刻本爲底本。考慮到“明清時期國內通行的是袁褧嘉趣堂本系統，許多校勘、注釋和評點都是依據此本。”周教授指出“現在作‘三彙’工作，如果轉而采用董刻本，必然造成大量的異文現象，而且許多注評就顯得無的放矢了。”^[16]接著，他舉例説明問題，《言語》第94則劉孝標注引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王世懋批曰:“世乃有三字字，不可曉。後過江，爲人所笑，乃減一字。”周按，所謂“三字字”指字“公純嘏”。通行本(包括董刻本)均去“公”字，作“字純嘏”。^[17]試想，如果以董刻本爲底本彙録批語，王世懋的批語就不可理解了。而劉強在《會評》中就表示了他的疑惑，其按語云:“此評語殆不可解，姑録於此，待考。”^[18]故而，選擇袁刻本爲底本的出發點不止於校注方面的考慮，對匯評的觀照更是體現出了輯著者統籌部署的良苦用心。如此規劃，在學術資料性上，更容易把那些有獨到見解、集眾説較有系統、有時代領域約束的罕見資料彙集保存下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以袁本爲底本的識力無疑是深刻而高遠的，既立足文獻本身的學術價值，還具有科學的研究精神，這不能不説是對“善”的恰當注解。

其二，“三彙本”在注評輯録方面嚴格遵守學術基本規範，體現了當代學者求真務實的作風。考慮到注解的彙録性質，周先生力求把前賢對《世説》的注箋網羅進來，其意義一者在於幫助讀者對字句、文意的理解，一者還在於把歷來的研究成果予以呈現，以供後學參考。當然，其匯録是兼具揀擇取舍的，並非一概收入;然一旦收録則力求準確、規範。同屬輯著類，朱鑄禹《世説新語彙校集注》一書在引録前人成果時，存在“竊取果實”之嫌。據劉強考釋，朱著至少有百數十條按語，皆從程炎震《世説新語箋證》而來^[19]，是舉的確有失體統。尊重前人成果，如實輯録，無疑是學術積累的必經階段，而通過彙注體例，學者也更容易透視該領域的研究現狀，以做出進一步的拓展。

其三，校注、彙評、參證三分的編排體例，合理優化了評注材料的歸屬方向。最容易產生分歧的是，對匯評之評的界定。這裏的彙評之評，當然指的是彙集前人的“評點”。但評語與圈點又不完全等同。評點的形式是多樣的、內容也是複雜的。據吳承學所説:“文學評點中的總評、評注、行批、眉批、夾批等方式，是在經學的評注格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20]這意味著評點之評，涵蓋了校注與評論，甚爲錯綜羼雜，並非如今日文藝批評那樣專從審美内涵、道德意蘊等方面立論。既然如此，今人在輯録、整理、歸類時是否應該像古人那樣，以眉批形式標注，抑或凡是批語一概置於彙評當中?

“三彙本”按校、注、評等形式分門別類處理歷代的世説學材料，材料的針對性，顯得眉目清楚。如《德行》第3則，針對劉孝標舊注引《泰別傳》中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易挹”一語，劉辰翁的批語云:“不濁易見，不清難知，故是能言。”又曰:“本語云奉高‘清而易挹’，四字有味，不宜去。”^[21]如果列入彙評，則不知所云。周先生一條歸置於“校注”節目中。其理由是“元刻本劉應登刪去此注，故劉辰翁云”^[22]，顯然，此條評騭的出發點是不滿於劉應登對劉孝標舊注的刪除，屬於版本學意義上的對注本精緻的講求，與對整則或片語的評論還不一樣。是故將其歸爲校注類，方纔可以理解的。再如《德行》第1則，有劉應登批注曰:“謂陳欲便看孺子，而主簿欲從其候入廨後”，此條明顯是對正文“群情欲府君先入廨”一句的解釋，故而周先生將其劃歸校注一類。如此安排的用意很明顯，“彙評”之評所彙輯的是對整則軼聞軼事帶有總論性質的評語。如果是就單句發論，自然被歸於其所對應的原文或原注。這樣處理的一個好處是針對性極強，且與古人隨文“圈點”的用意若合符契，避免了一刀切與評注混淆所致的摸不清頭腦的弊端。另外，周先生在校、注、評之外，還另列了“參證”這一名目，意圖或是將相同事跡的不同載志情況予以説明，或是對人物與事跡的真偽與文字脫誤現象做出考證。總之，這種編排方式，既照顧到了文獻采集的全面性，同時也兼重批注之間的聯屬關係。平心而論，頗可稱得上是一部體大慮周、淹會貫通的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