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世説》箋注、校勘本，或提及元刻本卻語焉不詳、或根本未曾涉及。如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於“凡例”中臚列了南宋的三種刻本、唐本殘卷，並以王先謙重雕紛欣閣本爲底本，參以影宋本、袁本、沈寶硯本對校，不曾言及元刻本^[3]。楊勇《世説新語校箋》，則以日本前田氏藏宋本(即董弅刻本)、唐本殘卷爲底本，參以劉應登批《世説》等八種版本參校^[4]。這裏雖然提到了劉應登批本，但翻檢楊書就會發現並無一處涉及元刻本，多以袁本、宋本爲校，至多籠而統之地以“各本”(即包括了劉本的以上八種版本)來草草應付。事實上，他所參證的劉本，不過是明代淩濛初刊本所録劉批而已。這一點可從他對元刻本的態度中看得分明，其言:“劉辰翁批點本謂‘元板八卷’……或係因襲隋唐《志》前説，或據舊録轉載，皆未可知”^[5]，對元刊本存在與否頗有懷疑之意。朱鑄禹先生對劉本刻書年代作出考證，這一點已爲學界所接受。但朱先生雖不否認元刻本的存在，但其所依劉本，是據民國六年楊士琦鉛印本引録。這就是説，他本人未睹元本之貌。於是，他武斷地以爲“劉應登至元二十四年刻本原書已佚。明代淩濛初鼓吹本中所存的劉應登眉批較各本爲多，故此淩濛初鼓吹本當最接近劉本。各大圖書館目録中未見淩刻鼓吹本，幸有楊士琦鉛字本複印了淩本，得以保存全貌。”^[6]其後劉強作《世説新語會評》依據的也是明刻本^[7]。因之，大凡提及元刻本的，實則皆以淩刻本爲準。那麼，元刻本究竟現存與否?它與淩刻本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劉辰翁批點本與劉應登本的關係又是如何?這些都是後續研究繞不開的問題。

今賢潘建國先生據清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所載，元板《世説》今存世者有兩部，各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與臺北“國家圖書館”，潘先生委托友人複印原本，對其作出考訂，使得元刻本納入“世説學”研究有了開拓性的進展。潘先生分別從“元刻本之底本與分卷”“元刻本正文之版本校勘價值”“元刻本之劉孝標舊注及劉應登批注”^[8]等方面對元刻本的校勘及批點價值做出闡發，肯定了元刻本比爲時人尊崇的宋槧“董本”在刊刻與校對方面更爲細緻、認真，如此便可糾正今人箋注《世説》依據他本所出現的誤讀、誤釋現象。同時，潘先生還對元刻本大加刪削劉孝標舊注的情況與原因作出分析，以及對劉應登批注在“疏通文意”“考釋語詞”“發表評論”等方面的成績予以表彰，同時指出元刻本“誤讀訛誤”所致淩刻本的錯上加錯。另外，由上文可知今人輯録劉應登批注的直接來源就是淩刻本，而淩本在移録其批注時又存在誤録、遺漏甚至張冠李戴的現象。如《言語》第93則，劉辰翁批語曰:“小兒學語，體格未成，漫雜書袋，面目可憎”^[9]，淩濛初本“漫雜”寫作“利錐”^[10]。《言語》第95則末有劉應登批注“此言其哭之狀如此”^[11]，淩刻本脫漏此條^[12]。《賞譽》第153則，“言因物象如此，而想其精神也”^[13]本爲劉應登批注，但淩刻本在移録時錯置於“劉會孟”(辰翁)名下。^[14]劉強《會評》亦因襲淩刻本致誤。

理清了元刻本的著録情況及元刻本與淩本之間的關係，確是潘氏的一大創獲;然而對於劉辰翁評點真實性的問題，潘先生卻歸於元代坊肆偽托。對此，周興陸教授頗不信服，特撰《元刻本〈世説新語〉補刻劉辰翁評點真偽考》予以辨正，確立了劉辰翁評點《世説》的真實性。而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爲文獻層面“三彙本”輯録劉辰翁評點的成立提供了依據;而且就劉辰翁評點劉應登刪注本，在義理上的闡發也尤爲精到。可以説，劉辰翁評點本恰可補劉應登本之失;同樣的，劉辰翁評點多是就劉應登刪注本所發，其針對性很強;脫離劉應登本，劉辰翁評點就顯得難以立足。明乎此，元刻本補刻劉辰翁評語，以及淩刻本轉録二劉評注的關聯性也就變得清晰可見了。“三彙本”在考證基礎上，首次將元刻本全面納入到校勘本的範圍，這實在是“世説學”研究史上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