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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傳統編年史書，以時繫事，能夠反映出文章創作的時代背景，但是在描述牽涉人物較多的文學流派、複雜環境下的文學思潮嬗變時，往往難以集中呈現。正如朱熹所説:“然一事之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學者病之。”(朱熹《跋通鑒紀事本末》)編年體式使得名篇名著、歷史事件、文人交往等按照時間的順序零散分佈，讀者難以從整體上認識到唐五代文發展的脈絡與特點。對於這個局限，編者以綱統目，恰當使用編纂體例。綱即每條先以概括性文字簡介的介紹本條目的內容，目即對綱的詳細解釋和補充。爲了避免敘述的零散化，編者對於重大歷史事件、重要篇目、重要人物的目中，做出重要補充。如《盛唐卷》728年“張説、徐堅同在集賢院，評論眾珠英學士及後進之文”條，“張説從文辭、風骨、滋味等方面對這十位作家逐一進行評論，以通達的態度肯定其優長，卻又中肯的指出了後六位文士的不足之處，頗顯出文壇領袖特有的風範。”通過這些按語，盛唐文壇中張説的特殊地位、巨大影響力就能夠完整地展現出來。

以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年)的編年爲個例分析，從二月到十二月，列出了17條綱，另有5條月份不明，共計22條。依次是崔玄亮等人登進士第，試《立春日曉望三素雲詩》，蔡廣成、劉明素等應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科，歐陽詹博學宏詞科登第;宋元方撰《魏府君(揩)墓誌銘並序》;諸州准例薦不求聞達蔡廣成等人，授試官，量才敘用;韓愈再來長安，連上時宰三書，不見用，有《答崔立之書》;裴延齡譖陸贄，陸贄等被貶出京;韓愈至何陰，作《感二鳥賦》;韓愈至河陽，作《畫記》;崔元翰卒，有集，權德輿作序;白行簡撰《李娃傳》;口賁撰作《于府君(庭秀)墓誌銘並序》;韋夏卿修復獨孤及所辟勝跡東山，撰文記之;德宗有《委常參官各舉才德高遠者詔》;韓愈過偃師屍鄉田橫墓，作《祭田橫墓文》;橫海節度使程懷直爲下所逐，德宗以程懷信爲留後;歐陽詹歸東都應博學宏辭科試，獻書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求援引;李嗣真撰《潁川陳府君(造)墓誌銘並序》;閻濟美撰《閻君(説)墓誌銘並序》;元稹代人草《論裴延齡表》、《又論裴延齡表》，論裴延齡譖陸贄事;柳宗元爲王氏兄弟唱和詩作序;劉禹錫過吏部試，授太子校書;李翱獻文於楊於陵，求薦引;張建撰《崔朝請去思贊並序》。

這一年文的收穫頗豐。編年史寫進了三十幾位與文學相關的人物，其中韓愈佔據4條綱，歐陽詹佔據3條綱，加上獨孤及、柳宗元、劉禹錫，他們大都提倡古文。在這一年，是古文運動即將到來的積蓄期，提倡復古的主力健將已經開始初顯名聲;唐德宗放任藩鎮，裴延齡譖陸贄事，説明此時朝廷外有藩鎮之憂，內有權力爭鬥，政局黑暗。

當然，本書也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文學的發展往往是諸種文體相互影響的結果，完全避開其他樣式，只注重“文”的考察，會給人以片面之感。如談及韓愈古文，其詩歌創作是否也要適當兼顧?不然其“以文爲詩”的詩歌創作方法又該如何解釋?再如談及白居易的文章，也繞不開其提倡的“新樂府”詩歌創作理論。類似的問題，相信作者均曾有過思考。但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又不喧賓奪主地呈現它們的關聯，的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