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文編年史》一書中，有部分文章的繫年乃取自學術界的各種研究成果，更有作者盡力經過自己的考訂而系年的文章。對於後者，編者囿於體例，爲避免繁冗瑣碎，博細的考究文字盡可能簡潔，但結論信而有徵。如據何格恩《張曲江詩文事蹟編年考》，定張九齡727年在洪州刺史任上所撰《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志銘並序》一文中的“畢公”即畢守恭;據郁賢皓《李白叢考·李白與元丹丘交遊考》(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繫李白《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於734年;據蔣方《唐人綦毋潛生平中幾個問題的考辨》，(《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繫房琯《龍興寺碑序》、綦毋潜《龍興寺碑銘》於734年;據陶敏《〈景龍文館記〉考》(《文史》48輯，中華書局，1999年)，認爲武平一在741年前後去世，有《景龍文館記》十卷;據傅璿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陳尚君《李翱卒年訂誤》(《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1輯)，定李翱生於772年;據吳在慶《杜牧集繫年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所考，定杜牧《阿房宮賦》作於827年;據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2004年)，定李商隱生於812年;據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收《浦江清文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指出花蕊夫人可能爲前蜀王建之小徐妃，《花蕊夫人宮詞》或爲其所作。由此可見，編者既注重對原始資料的挖掘，又充分吸取學術界的最新成果。

針對某一問題學界有不同觀點的，編者能夠擇善而從，作出恰當的取捨。如《盛唐卷》715年關於劉晏生年的判斷，學界有據《新傳》，考其生於開元四年(716)，有據《舊傳》考其生於開元三年(715)。《唐五代文編年史》細緻甄辨，進一步指出:“然據《新唐書·玄宗紀》所載，開元十一年玄宗未曾有封泰山之舉，封泰山事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則《新傳》所載互有抵觸。另《新唐書·德宗紀》:‘(建中元年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知劉晏卒於建中元年無誤。《新傳》所載既互有抵觸，今姑取《舊傳》‘年六十六’之説逆推，知劉晏當生於開元三年。”《盛唐卷》725年4月，“唐玄宗爲尊集賢諸學士，令人畫十八學士像”。編者參考了以下諸多學界成果:曲景毅《詩國高潮的前奏——簡論開元前期張説及其周圍的詩人群體創作》(《文學遺產》2008年第4期);日本學者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9輯第2期，收入《唐研究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鄭偉章《唐集賢院考》，(《文史》1983年第19輯);趙永東《唐代集賢殿書院考論》，(《南開學報》1986年第4期);劉健明《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黃約瑟、劉健明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3年)，從而做出了“集賢院既是文化機構又是參政機構，是唐代文人政治形成的標志，張説身爲知院事，尤爲稱揚渲染，集賢院能人薈萃，充分發揮高等文士的智囊作用。同時，集賢院常宴飲賦詩，以張説爲首的諸學士創作凡數百首”的編年按語。

此外，有些選入文章無可靠資料旁證，難於確切繫年，經過考究，編者或並存諸説，或儘量繫於大致的相關年份，態度慎重而嚴謹。如《盛唐卷》715年岑參生條，“按:學術界關於岑參生年有爭議，聞一多《岑嘉州繫年考證》認爲715年，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岑參年譜》認爲717年，姑存疑。”《盛唐卷》734年5月，“李林甫於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爲相，則張九齡奏劾李林甫事當在此前，故知《奏劾林甫》當作於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前，唯作年難確考，姑繫於此。”《五代十國卷》950年5月，竇文靖《請道團集差散從官敕》、《諸州公事先申廉使敕》，依據文意當是一篇文章，《唐文拾遺》卷一〇析爲兩篇，編者未知何據，仍然從之。952年徐鉉有《宓子賤塚碑》條，“……白水塘役亦賴此次徐鉉在江北一帶活動範圍較大，且其流放地離宓子賤塚不遠，其文極有可能就作於此時，姑繫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