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國內學術界至今爲止尚未正式出版一部體系化、理論化的中國佛教文學史專著，故而該著的出版，多少彌補了這一缺憾。雖然這還不是一部佛教文學通史著作，然而也正是因爲這點，成就了該著論題出新的特點。易言之，所謂“題”新，正在於它是首部中國古代佛教文學斷代史。關於文學斷代史的修撰，虞建華先生曾指出:“它既要提供出一個認識作家和作品的大框架，又能通過切片觀察和分析加深對整個文學史的理解，具有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的視野和優勢。”^[3]雖然俞氏在這裡是針對美國文學斷代史的修撰來談的，但是用它來評價《晉唐佛教文學史》在學術上，尤其是中國佛教文學史研究之域的創新無疑是切中肯綮的。具體説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以“佛教文學”關鍵字的重梳與界定架構作家與作品的大框架。

該著通過論題中最核心的關鍵字即“佛教文學”的內涵梳理來構建作家、作品的平臺。誠如作者認識到的那樣，“由於中國佛教文學學科的建立尚處於起步階段，故對其內涵的界定眾説紛紜，莫能定論。”^[4]因此，作爲一部研究從晉至唐的中國佛教文學專著，“佛教文學”內涵的界定就成了繞不開的學術話題。李小榮教授整合借鑒日本加地哲定、中國臺灣丁敏、大陸孫昌武、高華平、普惠等諸位先生的理論成果，提出“最狹義佛教文學而言，指佛經中的文學經典;最廣義則指一切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5]。其中，所謂“一切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包括三個層面的對象，即晉唐文學史的生成“場域”、晉唐佛教各類文體及典型教派的文學作品以及晉唐佛教文學傳播過程中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與聯繫。這樣就從研究對象的內涵與外延的宏觀論述中構建起晉唐佛教文學史作家與作品的大框架，顯示出作者獨到的學術智慧。

二是“史觀”與“理論”相結合的撰述範式溝通了學術與思想的橋樑。

一部好的文學史，不僅論述要有清晰的“史”的脈絡和觀點，還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理論加以支撐。“史觀”與“理論”相結合的文學史撰述範式是這一著作的又一突出特點。

作爲一部佛教文學斷代史，其“史觀”首先表現爲對這部文學史的時間起始的界定，對此，該著開篇即云:“從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看，東晉是佛教中國化的起點……唐五代則是後世中國佛教代名詞——禪宗成立和定型的階段。恰好這一段的佛教文學史，也是中國佛教文學產生乃至逐漸成熟的歷史。”^[6]此論洵是。晉唐佛教文學史既是中國佛教文學發展之源頭，也是其走向成熟、完善之階段，論著選擇這一時段的佛教文學作爲透視整個中國佛教文學史的特殊視窗，其意義不言自明。其次是對作家、作品的分類與整合。這很大程度上既是作者的文學史觀在具體運用中的滲透與反映，也是其對文學文本的個性化解讀。易言之，作者將具體的文本分門別類地闡讀時貫之以自己獨有的“史觀”和“理論”。就“史觀”而論，作者將晉唐文學史的一些文化歷史語境不作爲背景專門介紹，而是把文學“史”的脈絡“融會貫通於具體的佛教文學作品的闡釋中，化有形爲無形”^[7]，從而突破一般文學史單一的以時爲序敘述佛教文學發展過程的局限，對從晉至唐的作家、作品分別按文學史的生成“場域”、各文體的文學發展史、典型教派文學的宗派特徵與發展歷程及其流播與影響等主題分類和歸整，這種縱橫交錯、主題突出的研究視角在彰顯晉唐佛教文學發展脈絡的歷史縱深感的同時，又在橫向比較中展現文化·文學·歷史的彼此互動與影響，突出其學術的問題意識。就“理論”而言，誠如撰者所言，“大凡一部有特色的文學史一般都有貫穿始終的理論架構支撐”^[8]，因此，選擇什麼樣的“理論”架構支撐自己對“文學史”的敘述，説到底是撰者對代表這一階段的文學甚至文化的“文本”理解。該著引進布爾迪厄的“場域——習性——資本”三位一體文學理論和舒爾茨的“場所理論”，將其貫穿在晉唐佛教文學史的各種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闡述中。比如，作者對文士參與譯場的文學解讀^[9]就是布氏文學場與權力場關係理論的具體運用;又如，作者在《晉唐佛教詩歌》一節敘述晉唐修道詩時，分析支遁、慧遠及南北朝世俗文人的修道詩“多和特定的修道、弘道場合相聯繫”^[10]，並對與這些場域聯繫的八關齋詩、懺悔詩、受戒詩等逐一舉證^[11]，亦是布氏場域、資本理論在文學創作上的反映;再如，作者認爲佛教文學的場所有自然場所、文化場所和心靈場所之分^[12]，並在具體的文本作品分析中有所側重(如佛教詩歌三者兼述，佛教小説與散文則重述文化場所)^[13]，其實就滲透了舒氏的“場所理論”。此類例證在書中俯首即拾，不一而足。

由上觀之，“史觀”的運用滲透與“理論”的建構闡發使這部著作不僅在宏觀上具有宏闊融通的學術視野，而且在微觀上抉示出幽微深刻的思想理論。從這一意義而言，《晉唐佛教文學史》堪稱是一部“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王元化語)之力作。

三是文化語境的宏觀分析與文學審美的微觀透視相參融的文本闡讀深化了文學史的理解。

文學史即文學的歷史，包括文學的各種歷史現象及其規律，且首先指向作家和作品。文本作品離不開作家的創作，作家的思想與審美意識受一定的文化歷史語境的影響，並反映在其作品中。從這個層面上説，文本作品往往是某種歷史文化語境、文化觀念的獨特表現形式。因此，文化語境的宏觀分析與文學審美的微觀透視相參融的文本闡讀路徑對作品的有效還原無疑是大有裨益的。而這一闡讀模式幾乎貫穿到整部《晉唐佛教文學史》的文本闡讀中。現僅就該著對學術界尚未系統展開研究的佛教散文的闡讀來略作分析。

對晉唐佛教散文的解讀，慣常的思路是按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和作家生卒年的先後敘述佛教散文的發展歷程。然而，《晉唐佛教文學史》不然。它打破了按文學發展的時間順序泛泛而談的常規思路，而是充分肯定其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後，選擇最能反映佛教文化特色的文本有的放矢地解讀:在佛經序跋記作品的解讀中，既還原出佛典流播的歷史語境，又對其思想內容、名相之變、文體變異等作細緻的文學性分析^[14];在論説文作品的解讀中，既注重其在晉唐散文諸體中創作之盛的成因分析，又探討其文學思想內容、藝術技巧特色^[15];在通過敘述碑銘墓誌等文體內容與藝術的演繹過程中，向我們展示了佛教寺院史到宗派史的變遷^[16];通過誄碑塔銘等文體的作品解讀中勾勒出僧尼獨特的行實與生活環境^[17]。綜觀撰者對所選擇的晉唐佛教散文文本的闡讀，不難看出，其闡讀的視野既是開放式的，又是聚焦式的。所謂開放式，是指撰者將佛教散文與佛教文化乃至其生成的整個歷史語境相聯繫;所謂聚焦式，即是撰者對佛教散文作品在文化語境分析的基礎上對作品進行文學本位的闡讀。很顯然，這種文化語境分析與文學審美透視相參融的文本闡讀路徑與單純的文學本位的解讀方式相比，視野更宏闊融通，闡讀也更爲深入細緻。

總之，通過以上論析不難看出，《晉唐佛教文學史》無論在研究範疇、學術思想，還是作品闡讀的研究方法上都融合了宏觀論析和微觀透視的研究視野，具有諸多新見，體現了撰者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