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全集校注》採用編年體例，又因杜甫傳世之作，以詩爲主，故詩文分編而先詩後文。詩之編年，主要參照注杜全集最晚出本，即清人楊倫《杜詩鏡銓》。對《鏡銓》編次有異議者，則參伍他本而調整之。文二卷置詩後，賦及進賦表爲一卷，餘文爲一卷，均按作年先後編次。至他集互見、可考訂之偽作、近人發見而尚待辨證者，均別置卷末，不入正集。全書共收録杜詩1455首，文賦28篇。

總的來看，《杜甫全集校注》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體例完備，校勘精審。

《杜甫全集校注》的體例最爲完備周詳，卷前有《前言》、《凡例》及《引用杜集評注本簡稱及方式》。每篇作品都包括題解、注釋、集評、備考、校記五部分。“題解”部分説明寫作時間、地點、人事背景、提示內容要點等。“注釋”部分，包括釋詞、本事、典故、史實、輿地、詞語出處、句意詩旨，並兼及詩人遣詞造語之匠心。杜詩注本繁多，宋人已稱“千家注杜”。本書力求兼採眾説之長，去蕪存菁，闡釋詩旨，做到“詞語明而詩義彰”。“集評”部分，依次列舉前人有關全詩或全文旨意、藝術技法、風格異同等等具有參考價值之評論，以及有代表性之異解，可備一説者。“備考”部分，輯録涉及該篇作品之有關資料及異説別解，以爲研究杜詩之參考。“附録”部分，包括《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録》、《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等，以便讀者閱讀之參考。書末附有全書篇目索引，以篇目音序排列，頗便查檢。

全書的體例設計體現了尊重前賢研究，博采約取，集古今大成，體現當代學術需求的自覺意識。校注以商務印書館影印之《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種《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爲底本，此本爲宋代王洙、王琪所編定，爲今日傳世杜集之最早者，此後杜集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分韻之作，皆祖此本。參校十三種宋元刻本和一種明抄本宋趙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殘存二十六卷)，又以《太平御覽》(商務印書館影宋本)、《文苑英華》(中華書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樂府詩集》(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永樂大典》(中華書局影印本)等最佳影印本中所徵引者參校。因此《杜甫全集校注》充分利用了存世的全部宋元杜集古本，體現了校注者在宋人基礎上努力還原杜甫作品本來面目的學術努力。全書對杜集文本校勘之準確與異文之備存數量，遠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別可貴的是，《校注》於底本與參校本入選尺度嚴格，絕無好多寬濫之病，且儘量尊重底本，不輕易改字。如《登白馬潭》，明清杜詩注本多作《發白馬潭》，校注指出作“發”字於“宋元諸槧無徵”，應爲後人所改。但底本文字有疑者，則經詳確考證而改之。如《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云:“東藩駐皂蓋，北渚淩清河。”“清河”，《宋本杜工部集》卷一校語:“一作青荷。”此後注本多從“清河”，惟錢謙益從“青荷”。《錢注杜詩》卷一:“青荷對皂蓋，所謂‘圓荷想自昔’也。一作‘清河’，注云:指濟水也。或云當作‘清菏’，菏，濟別名也。不如從‘青荷’爲長。”錢注是對的，但未深究原委。舊注皆云“清河”即濟水，實欠考。清河，古河名，戰國時介於齊趙兩國間，源出今河南內黃南，下游不詳。而濟水稱爲清河，則始自杜佑《通典·州郡二》:“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名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清初精通地理、擅長考據的閻若璩“討論濟瀆，積至五載”，而他得出的結論是:“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于欽《齊乘》以大清爲古濟水，而以小清爲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説，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潛丘劄記》)須知，閻若璩這段話是爲訂正《大清一統志》的謬誤而寫給皇帝看的，所以他在這段話前冠以“臣按”字樣，自然是十分慎重的，當是可信的。杜佑後於杜甫，《通典》書成之日，杜甫死已三十餘年，距杜甫寫此詩近六十年。新編《辭海》“清河”條亦云:“古濟水自鉅野澤以下別名清水，宋後遂通稱清河，一名北清河。金元後又稱大清河，下游改道如今黃河。”這樣的話，杜甫那時更不會稱濟水爲“清河”了。舊注多從“清河”，甚至有的説:“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更是大謬。杜詩常取首聯對仗。這首詩雖是古詩，但首二句對仗工整，“東藩”對“北渚”，“駐”對“淩”，“皂蓋”對“青荷”，方位對，顏色對，至爲工巧。“東藩”即指北海郡，如果“北渚”又指北海郡，那豈不是重複嗎?其實，這裏的“北渚”就是歷下亭所在的位置。“渚”爲水中高地，“淩”爲淩空、淩虛之“淩”，歷下亭高踞水中，四周青荷環繞，景致絕佳，於是才引起下文所説的幽興。所以校注認爲:“清河”，《宋本杜工部集》既説“一作青荷”，必有所本，當從“青荷”爲是。此番考辨，可發千年之覆。而對歷下亭歷史演變的考證，亦發前人所未發。又如《諸將五首》之一“曾閃朱旗北斗閑”句，因觸杜甫家諱，宋人多有考訂，本書據宋人趙令畤《侯鯖録》卷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引《蔡寬夫詩話》俱引薛向家藏五代本、張耒《明道雜志》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寫本，皆作“殷”字，又詳引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此‘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按:趙匡胤之父名弘殷，廟號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故改底本“閑”字爲“殷”，恢復了古本的原文。書中類似的校勘成果極其豐富，這充分保證了全書的學術質量。

第二，別擇精審，考按合理。

宋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歷代注家大多廣徵遠引，務求博雅，有的甚至偽造箋注，如“偽王注”、“偽蘇注”，有的則附會史實，務爲穿鑿。《杜甫全集校注》在校注中參考了散存於國內外公私圖書館、博物館、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重要杜集版本近300種，可謂盡集前賢精粹，然刪削別裁，條次分明。由於秉持了“精審慎取，參酌己見”的注釋原則，使得《校注》既能做到集大成，又能在守正中不斷出新。這一原則通貫全書，使得全書勝義迭出，精彩紛呈。如《望嶽》首句“岱宗夫如何”，舊注均語焉不詳，而《校注》引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及今人徐仁甫《杜詩注解商榷》的説法，對“夫”字的意義和作用做了補充説明，而“夫”字神理全出，足以補舊注之闕。又如《贈比部蕭郎中十兄》:“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詩·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蕭郎中爲甫從姑之子，故此指甫從姑。“人傑”，人中之豪傑也。《史記·高祖本紀》;漢高祖劉邦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此指蕭郎中。仇兆鰲《杜詩詳注》引《桓玄傳》:“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與蕭無涉。“積德”，謂向來行善。《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又云:“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云:“蕭氏出自姬姓，帝嚳之後。”“漢有丞相酂文終侯(蕭)何。”故曰“由來積德門”。仇注引《開皇神告録》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從容置酒，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負至貴之表。’”不確。亦與蕭氏無涉。由此可見杜詩用事之精切，不浪下一字，真可謂“無一字無來處”也。又如《秋野五首》其一:“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分減”一詞，杜甫之前亦曾出現過。如《東觀漢記》載:“(孔)奮篤于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又《陳書·姚察傳》:“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恒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及至故舊乏絶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但其分減的對象只是親人故舊。又“分減”在實叉難陀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一中出現三次，謂菩薩行十種施，“分減施”爲其一:“何爲菩薩分減施?此菩薩稟性仁慈，好行惠施，若得美味，不專自受，要與眾生，然後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今按:實叉難陀[652—710]爲武則天時人，所譯《華嚴經》爲八十卷，以別于東晉時佛馱跋陀羅所譯《華嚴經》六十卷本。因新譯八十卷本文義最爲暢達，品目也較完備，又有當時皇帝武則天寫的序大加鼓吹，故在漢地流傳最盛。杜甫出生時，已是實叉難陀所譯《華嚴經》完成十三年後，而到杜甫寫《秋野五首》時，此本《華嚴經》已流播於世近七十年了。)杜詩本此，極切其意。而所謂“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劚”、“拾穗許村童”、“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築場憐穴蟻”、“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鴞相怒號”云云，皆此仁人情懷。於此，亦可見佛教思想對老杜的影響。如此闡釋，舊注皆不及此。此類尚多，不煩贅述。

“集評”、“備考”兩項，集歷代評議，備諸相左觀點，綱舉目張，幾乎全面網羅了千餘年來人們有關杜甫作品的各種意見，解決了古來杜注中各種未能妥善處理的諸多問題。如《聶耒陽以僕阻水》詩後於“備考”中附關於“狄相孫”、“方田驛”以及“飫死耒陽説”的討論;《回棹》詩後附“關於編年之異説”;《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後附關於“江閣”、“崔、盧二侍御”及“錦帶”的解釋;《長沙送李十一銜》後録洪邁、胡應麟有關李杜齊名的釋讀;《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後附録“關於詩之編年”、“關於宗文之死”、“關於‘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項備考。全書附録備考有數千例之多，將有關杜詩歷來爭議的主要觀點和證據都列舉出來，足資學者參考。

第三，駁正舊注訛誤，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近三十年來，杜甫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可謂碩果累累，新見紛呈，特別是對杜甫詩文所涉人名、史實的考辨，更是杜集校注所應汲取的。本書主要依據張忠綱主編《杜甫大辭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及新近重要發現，最大限度地吸收了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糾正舊注訛誤，並依此對杜甫詩文的編年做了重新調整和編次。如根據新出土的韋述《大唐故正議大夫行儀王傅上柱國奉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京兆韋府君(濟)墓誌銘》，重新考定了《奉寄河南韋尹丈人》、《贈韋左丞丈濟》、《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諸詩的編年，對杜甫受困長安時期的情況有了更準確的反映。又如原卷八《所思》:“鄭老身仍竄，台州信所傳。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疏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斸龍泉。”題下原注:“得台州鄭司户虔消息。”楊注將此詩繫於上元二年(761)。以前學術界認爲鄭虔卒於廣德二年(764)。但據新發現的鄭虔外甥盧季長所撰《大唐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府君(虔)並夫人琅琊王氏墓誌銘并序》云:“無何，狂寇憑陵(指安史之亂)，二京失守，公奔竄不暇，遂陷身戎虜。初脅授兵部郎中，次國子司業。國家克復日，貶公台州司户。非其罪也，國之憲也。經一考，遘疾於台州官舍，終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九，時乾元二年九月廿日也。”(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詩云“台州信所傳”，是作於虔歿之前。詩又云“無計斸龍泉”，是又在華州棄官之後，當作於乾元二年秋流寓秦州時。故此詩不當置於上元二年虔死之後，而應移入卷五《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虔》詩後。再如原卷十一《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舊注多編在廣德二年(764)春閬州作，亦未考出李劍州爲誰。李劍州，即李昌巙。據《舊唐書·杜鴻漸傳》載:“永泰元年(765)十月(《舊唐書·代宗紀》、《資治通鑒》均作“閏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劍南)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柏貞節(即柏茂琳)、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巙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又《資治通鑒·唐代宗大曆元年》載:“(八月)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巙各爲本州刺史。”自大曆元年至三年首尾爲三年，故詩云“寥落三年坐劍州”。“路經灩澦雙蓬鬢”、“春風回首仲宣樓”云云，正謂自己即將乘船東下荆南，特寄詩向劍州刺史李昌巙告別。故此詩當作於大曆三年(768)正月在夔州未出峽時，應移入卷十八中。又如原卷十二《石硯詩》:“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仇兆鰲注:“黃鶴依梁氏編在雲安詩內，以詩有‘奉使三峽’句也。”(《杜詩詳注》卷十四)此説非是。此詩題下原注:“平侍御者。”舊注亦未考出平侍御爲誰。平侍御，即平冽。天寶六載(747)在監察御史任。七載二月，撰《唐濟源令房琯遺愛頌》。而杜甫與房琯爲至交。據《安祿山事蹟》卷上、新舊《唐書·安祿山傳》、《安慶緒傳》，冽天寶中爲安祿山幕僚;據顏真卿《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天寶十二載，冽以殿中侍御史、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身份至德州;又據《新唐書·安慶緒傳》，安慶緒天和元年(757)，以冽爲宰相。故冽“奉使三峽”必在天寶中，而不在永泰年間雲安詩中，舊注編年均誤。故將此詩移入卷二天寶詩中。

又舊注作者，大多對杜甫行蹤遺跡未做全面而系統的實地考察，故昧於地理，編次失當者，時而有之。如杜甫湖南詩，舊注如《杜臆》、朱注、仇注、楊注等，都將《入喬口》、《銅官渚守風》、《雙楓浦》、《發潭州》等詩，置於《宿鑿石浦》、《過津口》、《次空靈岸》、《宿花石戍》、《次晚洲》諸詩之後，其實是前後顛倒了。校注組根據實地踏勘的成果對相關諸詩的編次做了重新調整，澄清了千百年的沿襲之誤。

關於杜甫文賦兩卷的校注問題，歷來注本多缺而不録，録而不注。錢謙益、朱鶴齡、張溍、仇兆鰲等的注本亦很簡略，而楊倫《杜詩鏡銓》則照録張溍《讀書堂杜工部文集注解》二卷。這次校注對杜甫文賦兩卷的注釋，可説是一千多年來最詳盡精確的，有不少新見和新解。如《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的作年問題。碑曰:“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鄭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于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黃鶴《年譜辨疑》云:“(天寳四載乙酉)爲開元皇帝皇甫淑妃作墓碑云:‘公主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云云，‘於是下教有司，爰度碑版。’案《爾雅》:自甲至癸，爲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月癸未朔薨，其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故至今年乙酉爲歲陽載紀矣。”舊注多從之。按:鶴云實誤。此《碑》中“自我之西，歲陽載紀”之語，乃是臨晉公主所説。而“自我之西”，誠如朱注:“自東都歸西都。”(《杜工部文集》卷二)則“歲陽載紀”不應從皇甫淑妃去世之開元二十三年算起，而應從臨晉公主下嫁鄭潛曜之時算起。據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載《毗陵集》卷十七)，臨晉公主于開元二十八年下嫁鄭潛曜，往下推十年，則此碑文當作于天寶九載(750)。

似這類依據最新研究和實地考察調整的篇目，約佔全集的五分之一。

《杜甫全集校注》的編撰工作，過程曲折，複雜艱難，實非親歷者不能知。當年尚爲年輕學子者，今多已成耄耋老翁矣。尤令人痛徹心肺的，原先參與校注者十一人，除一人中途退出外，竟有五人先逝。杜甫詩云:“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贈衛八處士》)身歷此境，情何以堪!注杜之艱難曲折，猶似老杜艱苦備嘗之經歷。注杜是煉獄，可以磨煉人的意志，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可以檢驗人對學術的赤誠。艱難玉成。現終以煌煌六百八十萬言的巨著問世，“詩卷長留天地間”，亦足可告慰前賢，敬饗讀者。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注释】

[1]2016年10月，《杜甫全集校注》先後榮獲山東省第三十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並一等獎和第二届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成果獎;2017年，又榮獲首届宋雲彬古籍整理圖書獎和第四届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