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文革”剛剛結束，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大作家集”的規劃，確定的大作家集共有十五種，杜甫集爲其一。1978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蕭滌非教授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並在山東大學組建《杜甫全集》校注組。校注組成立後，制定了校注體例，要求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力求集前代治杜成果之大成，吸收現當代研究成果，精審慎取，參酌己見，撰成一部編録謹嚴、校勘審慎、注釋詳明、評論切當、附録完善的帶有集校集注集評性質的新校注本。

鑒於“校注”任務之艱鉅，校注組活動伊始，即開展了兩項基礎性工作:一是沿杜甫當年行蹤，訪遺采風，做實地考察;一是廣搜版本，摘録文獻。1979年5月至7月，已是73歲高齡的蕭先生率領校注組成員先後到河南、陝西、四川、重慶、湖北、湖南等地，對杜甫的行蹤遺跡進行了實地考察。之後，又先後三次分別去魯西、魯南、陝北、隴右、平江一帶進行了補充考察，加深了對杜詩的理解，並收集到不少重要資料，後撰成《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2年出版。

古人云:注詩難，注杜尤難。注杜之所以難，原因有二:一是杜詩本身博大精深，難窺其奧。宋人即云:“詩自風雅而下，惟工部爲宗，其淵深浩博，後人莫窺涯涘，有謂工部胸中凡幾國子監。”(《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董居誼序》)加之唐五代以後，有關杜詩評述及研究文獻資料汗牛充棟，難以計數。一是杜詩注釋版本太多，不少善本孤本星散各地，尚在秘藏，不易獲見。所以我們在深入研讀杜詩的同時，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有關杜甫資料的搜集工作。

一是各人根據編寫任務的分工，廣泛閱覽杜甫及其以後的詩文別集、總集、詩話、筆記、史書、地志、類書、叢談、雜著等書，輯録其中有關杜甫生平事蹟及其作品的研究資料，力求其全，分門別類予以整理，做成卡片，以備檢索。由於《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已於196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故唐宋時期的資料主要依據該書。但該書只是輯録“有關杜甫生平事蹟及其作品思想、藝術總的評論的資料”，而對杜甫某一作品、某一詩句的具體評論，尚須我們再事檢索。至於宋代以後的資料，則須我們廣事搜求。凡涉及到杜甫的隻言片語，不管有用與否，都搜録整理，做成卡片。像《四部叢刊》和《四部備要》這樣重要的叢書，都要通讀。這兩部書都没有句讀，蕭先生讓都加上句讀，再認真抄寫，不能出錯。另外，書中涉及到前人引用的有不準確或錯誤的地方也要指出來改正。這項工作是貫穿校注全過程的，一直到定稿爲止。

一是對杜集版本、評注本，於海內外廣事搜求，翻拍複印，披閱摘録。如1979年6月，我們借在成都進行實地考察的機會，承蒙杜甫草堂紀念館(1985年更名爲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的大力支持，查閱了38部杜詩，複製了10部，其中最珍貴的是宋刻本闕名編《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此爲海內孤本，但係殘本，只殘存六卷。該書爲李一氓1964年在北京購得而贈送給杜甫草堂紀念館的。李氏跋云:“《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宋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文無注。書名不載公私紀録，爲極罕見之本。或傳清內庫所藏，曾有人收得零頁云。現殘存第十四卷(一至十三葉)、第十六卷(一至五葉;十七至二十一葉)、第十七卷(全)、第十八卷(全)、第十九卷(一至二十二葉)、第二十卷(十一至十三葉)，共六卷八十七葉而已。……書中匡字缺筆(十六卷十九葉;十九卷一葉)、慎字缺筆(十八卷十五葉;十九卷十三葉)，依缺筆，約可斷爲淳熙刊本;依紙質字體，約可斷爲建陽刊本。……成都杜甫紀念館所藏杜詩，僅一宋本《草堂詩箋》。忽見此本於北京中國書店，急代收之。事爲北京圖書館所悉，驚爲異本，曾謀迫讓。書原有錯簡，特爲重裝。”該書編輯體例與今存所見之杜集版本迥異，頗顯雜亂，而正文下有少量校語，詩題下大多標注作年。計有詩381首，另有殘詩3首，附録他人唱和詩7首。李一氓重裝本封面有“南宋草堂杜集殘本陳毅署簽”十二大字，並蓋有“陳毅之印”。扉頁有朱德、何香凝、陳毅、康生、陳叔通、郭沫若、齊燕銘、阿英、李初梨、徐平羽等題詞。《杜甫全集校注》是以商務印書館影印之《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種《宋本杜工部集》爲底本，而以宋元刻本參校。校注開始，人民文學出版社就爲我們提供了由王利器、舒蕪諸先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據杜工部集十一種宋、元刊本和明抄本所作之校勘記，給全書的校勘工作打下了極好的基礎。由於《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對杜集校勘極具價值，故我們將其與1981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翻刻劉世珩1913年影宋本《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1982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宋刻本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列入參校版本，這樣就使杜集的校勘更加完備。我們搜集到的稀有杜詩版本還有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明抄本宋趙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明周甸撰《杜釋會通》，吉林省圖書館收藏的明薛益撰《杜工部七言律詩分類集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清趙星海撰《杜解傳薪》原稿抄本和南京圖書館收藏的《杜解傳薪摘抄》刊本等。

1985年前後，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生車淑珊女士來山東大學從蕭滌非先生進修。車淑珊女士的博士論文是寫杜甫的，爲此她特地到中國大陸訪學。我們請她從耶魯大學圖書館複製有關杜甫資料，她寫信去，圖書館很快就把複印資料郵寄過來，大多是港臺和海外研究杜甫的著作。她到日本訪學時，又爲我們複製了元代董養性所撰《杜工部詩選注》，此書國內早已不見原本，實爲海外孤本，彌足珍貴。

在有關單位以及諸多專家同好的大力支持下，我們群策群力，歷經六載，於公私書録所載及未載，而今尚存之杜集版本，幾搜羅殆盡。計得清季辛亥以前著述二百餘種，近人著述、海外譯本數百種。我們又分工查閱各地方志和古今書目，編成《杜集書目提要》，由齊魯書社於1986年9月出版，尚早於周采泉所著《杜集書録》。該書收録有關杜詩書目凡890種，起自稍後於杜甫的樊晃《杜工部小集》，止於1984年的今人著述，內容豐富翔實，頗具參考價值。這些都爲我們的校注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爲保證《杜甫全集校注》的編撰質量，集思廣益，更好地做好杜集校注工作，我們於1979年5月印發《〈杜甫全集校注〉例言》(徵求意見稿)，在徵求了一些單位和個人的意見之後，7月又修訂爲《〈杜甫全集校注〉體例》(徵求意見稿)。8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將修訂稿印發全國有關單位和專家徵求意見。徵求意見函發出後，先後收到意見及建議信函百餘件。如程千帆、吳世昌、姜亮夫、王起、啟功、王利器、姚奠中、朱金城、聶石樵、鄧魁英、莊維石等著名學者都來函提出寶貴意見。這些意見和建議，對於我們完善校注體例和搞好校注工作都大有裨益，有的建議已被吸收到我們的體例和校注工作中。

根據校注體例，我們每人按自己的分工開始具體的校注工作，並選出若干樣稿送人民文學出版社古編室，請他們印發徵求意見。經與各方面聯繫協商後，我們決定於1984年5月在杜甫故里召開《杜甫全集校注》樣稿討論會。4月上旬發出會議邀請函。在一切準備就緒後，由山東大學、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鞏縣杜甫故里紀念館聯合召開的《杜甫全集校注》樣稿討論會，於1984年5月3日至10日在河南省鞏縣杜甫故里舉行。出席討論會的，有山東大學黨委副書記戈平，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屠岸，河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林英海，鞏縣縣委書記牛甲辰，鞏縣杜甫研究學會會長楊立柱，知名學者殷孟倫、蔣維崧、王利器、周振甫、舒蕪、馮鍾芸、陳貽焮、成善楷、安旗、聶文郁、耿元瑞等。還有成都杜甫草堂負責人楊銘慶，杜甫後裔杜思智，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葉嘉瑩女士以及有關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出版社和《杜甫全集》校注組的同志，共七十餘人。《杜甫全集校注》主編蕭滌非先生主持了會議。在開幕式上，蕭先生致辭:“今天大家看到的這個《杜甫全集校注》(徵求意見稿)，是從初稿中選取了一部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發的，共計十一題十六首詩，包括各種詩體，算是作爲樣稿，供大家討論研究，廣泛徵求大家的意見。希望各位專家學者，在閱讀樣稿後，對徵求意見信中所開列的幾個方面的具體內容，當然不止於這幾個方面，凡是有關杜集校注的體例和細目，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們的樣稿還不成熟，算是‘抛磚引玉’，希望大家各抒高見，予以指正，我們竭誠歡迎。杜甫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各位對杜詩都是深有研究的，個中甘苦，自然深知;詩中真意，自當神會。希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真正把我們的討論會開好，達到預期的目的。”

與會同志對杜集之體例、要求、規模、繁簡、文風諸方面進行了周悉審慎的討論，廣泛地發表了意見，並在小組討論的基礎上作了大會發言。大家對《杜甫全集》校注組所已經取得的初步成果，一致表示肯定和讚揚，而對其不足之處也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大家對校注本的體例和規模基本上予以肯定，對《〈杜甫全集校注〉體例》中提到的要“編寫出一部編録謹嚴、校勘審慎，注釋詳明、評論切當的帶有集注集評性質的新校注本”這樣一個編輯指導方針，表示贊同。許多同志要求這部書既要集大成，又要成爲一家言，應該把集眾説與樹己見很好地統一起來;許多同志指出，雖然是帶有集注集評性質的，但不要成爲資料的堆砌，而是要有選擇，有鑒別，有判斷，有主見，應該是“全而精，詳而明”;有的同志滿懷激情地説，整理杜甫的文學遺產，整理和總結前人研究杜甫的成果，編出一個《杜甫全集》的新校注本，體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水平，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完成這項任務，不僅是對當代讀者負責，也是對子孫後代負責;不僅是對中國人民負責，也是對世界人民負責。我們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加快步伐，完成這項“千秋大業”。

實際上，徵求意見、集思廣益的工作是貫穿杜集校注始終的，這只要將最初的設想與最後出版的定本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它們漸趨完備的演進過程。

1989年底，我們給出版社送去六卷校注謄清稿。因蕭先生年事已高，爲使先生早日看到杜集出版，我們特地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協商，能否爭取在一九九一年底先出版《杜甫全集校注》第一冊(包括“前言”和第一、二卷詩)，出版社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想不到1991年4月5日蕭先生因病住院，15日下午5時10分，先生竟溘然長逝。

蕭先生逝世後，編纂工作雖一度停滯，但鄭慶篤、焦裕銀和張忠綱都完成了各自承擔的四卷校注稿。鄭慶篤、焦裕銀、張忠綱、王佩增還參編了《全唐詩廣選新注集評》(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1994年交稿，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全唐五代詩》(1994年交稿，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杜甫部分。張忠綱所帶的博士生，有八個人的博士論文都是關於杜甫的選題。他和他的研究生先後出版了《杜甫詩話校注五種》(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杜甫與六朝詩歌關係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杜甫詩話六種校注》(齊魯書社2002年9月出版)、《山東杜詩學文獻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5月出版)、《清代杜詩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10月出版)、《杜甫詩選》(中華書局2005年1月出版)、《杜甫與先秦文化》(泰山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杜甫集》(鳳凰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杜詩語言藝術研究》(齊魯書社2007年5月出版)、《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齊魯書社2007年8月出版)、《清代杜詩學文獻考》(鳳凰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杜詩學研究論稿》(齊魯書社2008年6月出版)、《新譯杜甫詩選》(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2月出版)、《杜甫與宋代文化》(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等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杜集敘録》(齊魯書社2008年10月出版)和《杜甫大辭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杜集敘録》收録了古今中外有關杜甫著作1261種，是目前收録最多最全的;《杜甫大辭典》包括作品提要、名句解析、語詞成語、家世交遊、地名名勝、版本著作、研究學者等七大類，所收詞目共7680餘條，250萬字，是對自唐迄今杜甫研究的一個總結。這些都爲最後完成《杜甫全集校注》做了前期準備。

2009年初，鑒於《杜甫全集校注》是山東大學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須有始有終地完成，在時任校長徐顯明推動下，決定重新啟動“校注”工作，成立了由副校長陳炎、文史哲研究院院長傅永軍、副院長宋開玉組成的“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協調領導小組”，由文史哲研究院具體組織實施，並制訂了“山東大學關於完成《杜甫全集校注》的意見”和“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終審統稿工作方案”。因原由首都師範大學廖仲安等承擔的十五、十六兩卷，因李華去世和其他原因，至今未做;原由王佩曾承擔的十三、十四兩卷，因其於一九九四年去世，只完成了草稿，亟須增訂;因原七、八兩卷詩和文賦兩卷的承擔者未按期交稿，中途退出，亟須重作。故又聘請宋開玉、趙睿才、綦維、孫微四位博士完成校注工作。經山東大學、人民文學出版社、校注組成員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確定《杜甫全集校注》後期工作，由“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協調領導小組”統一組織，張忠綱任全書終審統稿人。《杜甫全集校注》在已有基礎上順利啟動。在山東大學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併力支持下，校注組諸成員全力以赴，校注工作進展甚速。張忠綱結合近年杜詩研究的新進展，對彙集的初稿逐卷剔釐補訂，詳加審改。又經五年努力，《杜甫全集校注》終克告竣。

歷經36年漫長歲月，三代學人接力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終於2014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4月20日，在北京召開了《杜甫全集校注》新書發佈暨出版座談會。10月15日，張忠綱將《杜甫全集校注》手稿捐贈國家圖書館。至此，這項浩繁的學術工程圓滿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