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宸

在明代文獻中存在兩位同時代的魏良輔:一位曲家魏良輔，號尚泉(一作上泉)，流寓太倉、昆山一帶;另一位進士魏良輔，字師召，號此齋，是江西南昌人，爲進士出身。自從明末沈寵綏《度曲須知》提出“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流寓婁東、鹿城之間”(即太倉、昆山一帶)的觀點之後，很多學者都將二者視爲同一人，並對其流寓原因提出了各種推測。

蘇興先生提出:“(進士魏良輔)官史不載，鄉志不録，大約是由於某種原因，這位左布政使晚年流寓婁東鹿城之間，隱於市井，與優人曲師爲伍，便被家族兄弟和鄉人所耻道。”^[2]蔣星煜先生認爲:歷年江西方志均無進士魏良輔傳略，因此“魏良輔可能是犯了法出走或被放逐出來的，地方志因此不能光耀鄉里，所以不爲立傳;太倉人對他出身不了解，也無從介紹，留下了這一個空白點。……從中進士到犯罪被流放大約經過五年至十年時間，在嘉靖十五年左右他就開始在太倉南關從事昆山腔的研究工作了;他學習北曲可能在中進士以前就已開始。”^[3]隨後，謝巍先生根據《沙田魏氏宗譜》考證進士魏良輔是“南昌府新建縣沙田鄉魏村人，……生於弘治二年己酉(1489)九月十五日亥時，卒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四月初九日亥時，得年七十八歲”，推測他“嘉靖二十七年告老後，因故鄉發生疫癘，也就沒有回去。爲踐行改革南曲的夙願，而到正在太倉任蘇松兵備道的魏良貴(引者注:進士魏良輔胞弟)邸中同住，這年他正六十歲，從此就在太倉潜心研究南曲，革新昆腔了。”^[4]三位先生都將兩位魏良輔視爲同一人。

顧篤璜先生最先提出反對，他通過查考《明實録》等文獻，摘録出進士魏良輔在嘉靖年間的數次遷轉經歷，並認爲曲家魏良輔大約也是江西南昌人，但和進士魏良輔不是同一人^[5]。沈沉先生則指出沈寵綏《度曲須知》的記載往往自相矛盾，有時説“吾吴魏良輔”、“昆山魏良輔”，有時又説“豫章魏良輔”，並不可靠^[6]。徐朔方先生强調:“《南詞引正》至遲在嘉靖二十六年已經完成，而根據謝巍同志的查證，當官的魏良輔這時還在山東左布政使任上，他要到嘉靖二十七年才寓居太倉。……(沈寵綏之説)似乎可以作爲曲家魏良輔即當官的魏良輔的佐證，但即使魏良輔是江西人，也不一定就是那當官的魏良輔”^[7]。近来流沙、曾永義等人也持類似意見^[8]。

上述反對意見並沒有徹底解决這一公案，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進士魏良輔的晚年經歷仍然是個迷，他究竟是否寓居太倉，尚需要更有説服力的證據。程輝輝先生撰文總結學界對魏良輔生平問題的爭論(以下簡稱“程文”)^[9]，並提出曲家魏良輔是樂籍中人這一假設，筆者對此非常贊同。程文提出了兩條文獻側證:一、毛奇齡《西河詞話》記載曲家魏良輔在萬曆間携琴入洞庭，而此時進士魏良輔早已辭世;二、成書於嘉靖二十六年的《南詞引正》表明曲家魏良輔在戲曲上已取得成就，而當時進士魏良輔尚在外地爲官。這兩則材料，實際上之前的學者們都曾提及，但説服力仍嫌不足:其一，毛奇齡是清朝人，且詞話非嚴格意義上的史料;其二，明代士大夫在爲官同時精通戲曲者大有人在。此外，《南詞引正》與曲家魏良輔所著《曲律》的關係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本文於此不能詳論。程文還説:“以魏良輔是樂户的視角回看學術界的‘官員説’，若講曲家魏良輔和嘉靖五年進士魏良輔是同一個人，也有一定道理，像蔣星煜先生推測進士魏良輔做官後很可能因犯事被罷免再去搞音樂和戲曲，從樂户的特徵看也能説得通。可能的解釋就是他先當官後被打入樂籍，唯此才能打通官員和樂户如隔幾重天的社會地位。”程文對於兩位魏良輔是否同一人亦未能完全確定。

筆者認爲，曲家魏良輔存世文獻較少，若要論定曲家魏良輔和進士魏良輔並非同一人，就必須詳細考證進士魏良輔的晚年經歷。換言之，如果能發現進士魏良輔晚年並未流寓太倉的文獻鐵證，這一公案便可以得到完全解决。本文擬通過查考可靠歷史文獻，對此一公案進行詳細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