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逌是不是小人，其言行還得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

王明清《揮麈前録》卷三云: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9]。

蔡攸字居安，蔡京长子。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七年(1117)五月辛卯，“命蔡攸提舉秘書省並左右街道籙院”^[10]。陳桱《通鑒續編》卷一二、徐乾學《資治通鑒後編》卷九九所載皆同，則蔡攸提舉秘書省在政和七年，而非宣和中。時董逌任秘閣校書郎，秩從八品。《宋史·蔡攸傳》云:“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録院、禮制局。道、史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11]蔡攸不學無術，卻要故作淵博，只有董逌不畏權勢，絲毫不留情面，結果被外放。此次外放，前後近十年，直到靖康元年(1126)左右才重返京城任職。董逌所爲，並不像是一個肆無忌憚、趨炎附勢的無恥小人。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三云:“(靖康二年三月二日)差事務官。是日差給事中馬壽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户部員外郎李犍、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慥、光祿少卿黃堂傳、作郎顏博文充事務官。”^[12]據此，靖康二年(1127)三月二日，董逌等十四人爲事務官，董逌由禮部員外郎充，禮部員外郎秩正七品。所謂“事務官”，右正言鄧肅劄子云:“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廷集議，恐不能如禮，遂至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13]又云:“及偽楚一立，則爭拜其庭，略無難色。有願爲事務官者，以講偽帝之禮;有願爲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閑爲宮觀而下爲庶官者，皆彈冠而起，爭爲禁從……”^[14]則知事務官之職在擁戴張邦昌爲帝，講究偽帝之儀，爲金人搜求供奉之物，故鄧肅深以爲恥。高宗即位，事務官自然在清算之列。鄧肅劄子又云:“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爲事務官者，及偽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跡無所逃矣。”靖康二年充事務官者共十四人，而真正借想立偽楚之機得以擢升者十友而已，而十人事蹟，還賴當時事務官之一呂好問得以詳悉。

據《宋史·呂好問傳》，張邦昌稱帝，呂好問勸其“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金人欲取康王，呂好問遣人以書勸其遠避，金人撤離，説服金人不復留兵，又派人迎康王。高宗即位，稱“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傳云:“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僣號之初，好問募人齎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皇帝親自爲其辯解。《宋史》評云:“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苖、劉，其心有足亮云。”^[15]將其與斡旋于苖傅、劉正彥兵變中的朱勝非並提。《宋史·李熙靖傳》載李熙靖堅拒張邦昌使直學士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16]此事亦見載于《宋史·忠烈傳》。呂好問、李熙靖行跡不一，皆不失爲忠良之臣。

《靖康要録》卷一二云:“敵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17]董逌之充事務官，恐怕事有不得不然者。丁特起《靖康孤臣泣血録》言當時太學“多有疾故死亡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至十餘人”，撫諭太學諸生勢在必行，無論奉誰之命。《宋史·呂好問傳》載:“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18]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云建炎元年四月國子祭酒董逌率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董逌顯然受呂好問之命。稽之諸史，當時事務官洪芻、何昌言、王紹、王及之、李犍、顏博文等皆遭貶謫，呂好問亦自乞外任，而董逌獨未貶謫。鄧肅劄子有云:“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爲陛下盡陳之。”^[19]鄧肅、呂好問皆在圍城之中，知悉靖康之亂的整個過程。董逌能在大規模的清算中不被貶謫，似乎也可以説明董逌與十友之趨炎附勢，苟且偷生不盡相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二《廣川畫跋》提要云:“逌在宣和中與黃伯思均以考據賞鑒擅名。”《廣川書跋》各跋或記述考據、或評騭鑒賞，罕有論及政治與道德者，《太尉楊震碑並陰》可以算是例外，全文如下

漢既衰敝，士玩于俗，容悦偷懦，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污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世士者知守此以相尚，不知介特之操，道在一隅。未盡道則以名節爲敝者，繄震實發之，後世蓋循其道以至者。夫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能勿失之。然時因天之所爲，故人不得擅而有之矣。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夫豈不謂然?處亂世污濁，暗主在上，奸臣乘此以醜正，況女謁孽豎有一於此，然不得自見，協是相濟，乃欲明目張膽以直道行於世，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眾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阱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嘗見道家者流以儒爲説，其一人曰:“仁義愛身後名。”一人曰:“仁義殺身成名。”最後者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餘謂愛其身者類楊朱，不顧其身者類墨翟，顧身名兩全者列禦寇之所以自處也，此豈仁義者之道哉?盡道行之，吾知死無地矣。且區區以求全者則惑乎其後，陳蕃、竇武乃欲焚社鼠而覬幸一日無事，皆殺身成名之説也，可不悲哉^[20]!

據范曄《後漢書·楊震傳》，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精詣，時稱“關西孔子”，官至太尉。因數忤權貴，抗言直疏，被貶歸故里。震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見日月!”^[21]飲鴆而卒。董逌對楊震節操讚譽有加，對其殺身成仁則心存異議。董逌認爲，即使聖人也不能創造時局，只不過善於把握機會。如果時局不利，不能盡行儒家道義，未必一定要殺身成仁，保持高尚的節操而不同流合污，也是儒家道義的一個重要方面。董逌反對“愛身後名”、“殺身成名”、“身名並全”諸家思想，認爲只要根據儒家道義行事，就不會至於無計可施的絕境。汲汲于殺身成名之説是可悲的。董逌的思想，無疑與孔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22]不盡相合，但並非全無道理。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云:建炎元年七月，鄧肅、王賓等奏偽命臣僚，呂好問力求外任，上疏曰:“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爲難，況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眾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逭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沖圍齎書于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佑神助，得睹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畢矣。”^[23]呂好問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徐圖大業，其間辛苦不足爲外人道，並非只是爲個人狡辯。呂好問的經歷，也可以算是董逌“盡道而行，吾知無死地矣”的最好詮釋。董逌與呂好問同爲事務官，又受呂好問之命詣南京勸進，他們在思想上亦有相合之處，或即爲呂好問之同黨。

董逌曾在張邦昌偽楚任事務官、國子祭酒等職，曾奉偽命撫諭太學諸生，率諸生到南京勸進，這些並不能證明董逌是背信棄義，賣主求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