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逌《宋史》無傳，其事蹟僅零星散見於一些筆記史料中，故後世于其爲人鮮有評論。《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五一《答董叔重》云:

(問)近見一書，名《廣川家學》，蓋董逌彥遠所爲。所論亦稍正，不知有傳授否?其爲人如何?如曰:“心者，性之所寓也。所貴於養心者，以性之在心也。”……

(答)……董氏有《詩解》，自謂其論《關雎》之義暗與程先生合，但其他文澀難曉。《集傳》中論京師之屬，頗祖其説。又據黃端明行狀説，圍城中作祭酒，嘗以偽楚之命慰諭諸生。他事不能盡知也^[2]。

董逌卒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七月至建炎四年(1130)正月間，朱熹生於建炎四年九月。數十年間，董逌生平即已湮缺不明。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〇云:“《廣川家學》三十卷，中書舍人董弅令升撰。述其父逌之學。”^[3]則《廣川家學》一書系董弅所撰而非董逌，但其內容則是董逌的學術思想。董叔重稱“其學亦稍正”，董逌《詩解》(當即爲《廣川詩故》)論《關雎》之義合于程頤^[4]，朱熹《詩集傳》頗祖其説。二人對董逌並無貶低之意，但朱熹提到董逌曾任張邦昌偽楚之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二《廣川書跋》提要云:

《廣川書跋》十卷，宋董逌撰。逌字彥遠，東平人，題曰“廣川”，從郡望也。逌政和中官徽猷閣待制^[5]。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尚官司業。曾敏行《獨醒雜志》稱建炎己酉逌從駕，則南渡時尚存。丁特起《孤臣泣血録》並記其受張邦昌偽命爲之撫慰太學諸生事，則其人蓋不足道^[6]。

因董逌曾奉張邦昌偽命撫慰太學諸生，《四庫全書總目》認爲“其人蓋不足道”，貶低的意思就很明顯了。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

又《會編》卷八十七云:“三月二日，差禮部員外郎董逌充事務官。”則董逌蓋以員外郎權司業。又卷九十五云:“二月八日丁亥，國子監祭酒董逌率太學生奉表赴南京勸進。”《繫年要録》卷四略同。……則逌在圍城中已遷祭酒，不止司業矣。《會編》卷一百一十一右正言鄧肅劄子云:“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廷集議，恐不能如禮，遂至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爲揖遜，以事美觀，皆亊務官之力也。”《要録》卷七略同。逌實事務官之一人，則其附張邦昌之罪有不止爲之撫慰太學諸生者。……《書跋》卷五有《太尉楊震碑跋》云:“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夫豈不謂然，處亂世汙俗，闇主在上，奸臣乘此以醜正，況女謁孽豎，有一於此，然不得自見，協是相濟^[7]，乃欲明目張膽，以直道行於世，吾知震之死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眾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阱，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存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其後陳蕃、竇武乃欲焚社鼠，而覬幸一日無事，皆殺身成名之説也，可不悲哉!”逌當衰亂之世，竊祿於朝，惟以存身爲念，到爲張邦昌效奔走而不知恥，又強爲之説以自解免，遂以殺身成仁者爲非，且指古來忠直之士爲率天下而禍仁義，觀其持論，可謂小人無忌憚之尤者矣，豈止於不足道也哉^[8]。

在余嘉錫眼中，董逌是“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令天下人爲之切齒痛心。余氏對董逌批評如此不留情面，一針見血，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董逌曾任張邦昌偽楚事務官、國子祭酒之職;其二，董逌受張邦昌偽命爲之撫慰太學諸生;其三，董逌跋《太尉楊震碑》批評楊震、高舒、楊倫等“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行仁義而不知其道”，巧言利口，強爲己辯。所論言之鑿鑿，董逌小人之名，似永無翻案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