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會要·喪葬篇》訛誤辨正 ^[1]

顧春軍

歐陽脩在《新五代史》中慨歎曰:“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2]五代動盪，很多史料散逸，宋代歐陽脩編撰的《新五代史》，對於制度史的記載尤爲簡略:“五代史料缺乏，諸史所存典章制度之記載更覺簡略。《新五代史》只‘司天’、‘職方’二考，不少重要制度議論均略而不詳，甚至刪除不載。《舊五代史》今僅存輯本，五代一段典章制度賴王溥是編收集舊聞，得以保存，故《五代會要》爲極重要之材料書。”^[3]所以，四庫館臣以爲:“讀五代史者，又何可無此一書哉。”^[4]研究五代之典章制度，《五代會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代會要·喪葬篇》是對文武官員及百姓喪葬禮儀的規定，是研究五代喪葬制度的重要文獻資料，《五代會要》的撰寫者王溥，是兩代四朝宰相，熟稔典章制度;作爲史學大家，“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宋史·王溥傳》卷二百四十九)但百密一疏，《五代會要》喪葬篇卻犯了一個很“幼稚”的錯誤。《喪葬篇上》有如下記載:

准元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兼京兆尹鄭元狀奏:“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人物並不得過一尺，……不得以鞍馬爲儀，其明器任以瓦木爲之，不得超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時並在內，每事不得過七寸，舁止十人。”^[5]

我們知道，後唐的很多典章制度，是照搬唐代的，考察上述奏議，就是當時的御史中丞盧文紀，向後唐朝廷建議，採納元和六年十二月唐朝刑部兼京兆尹鄭元的奏議，來規範官方及民間的喪葬禮儀，此“狀奏”前有“准”字，說明此事得到了後唐朝廷同意。奏議的起草者是唐代元和年間的鄭元，檢索唐代史料，元和年間擔任過刑部侍郎兼京兆尹的鄭元只有一位，而且在元和四年就去世了，《舊唐書》有傳:

鄭元，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杜確行軍司馬。確卒，遂繼爲節度使，入拜尚書左丞。元和二年，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三年春，遷刑部尚書，兼京兆尹。九月，複判度支，依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性嚴毅，有威斷，更踐劇任，時稱其能。元和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6]。

《舊唐書·憲宗紀》記載:“五月丙午朔。辛酉，刑部尚書鄭元卒。”^[7]那麼，鄭元卒於元和四年五月，當無問題。這樣就有了矛盾:《舊唐書》稱鄭元元和四年就死了，而《五代會要》則聲稱，鄭元在元和六年還向朝廷上過奏議，其中有一個記録必然是錯誤的。那麼，考察清楚王溥生平、《五代會要》史料來源，就可以辨析問題所在了。

關於《五代會要》的作者王溥，《宋史》是這樣記載的:“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弦《續會要》，補其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8]也就是說，王溥續修了《唐會要》，獨立編寫了《五代會要》，四庫館臣這樣評價王溥及其續修的《唐會要》: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溥字齊物，並州祁人。漢乾佑中，登進士第一。周廣順初，拜端明殿學士。恭帝嗣位，官右僕射。入宋，仍故官，進司空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加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謐康定。事蹟具宋史本傳。初，唐蘇冕嘗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爲會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詔楊紹復等次德宗以來事，爲續會要四十卷，以崔鉉監修。段公路北戶録所稱會要，即冕等之書也。惟宣宗以後記載尚缺，溥因復采宣宗至唐末事續之，爲新編唐會要一百卷^[9]。

四庫館臣說:“惟宣宗以後記載尚缺，溥因復采宣宗至唐末事續之，”考:唐宣宗李忱於會昌六年(846年)即位，也就是說，唐宣宗之前的記録部分，是由蘇冕、楊紹復、崔鉉等人完成;那麼，《五代會要》喪葬篇中“准元和六年十二月刑部兼京兆尹鄭元狀奏”這類早于唐宣宗三十年的文獻，非王溥撰寫那就必定無疑了。按照《唐會要》卷三十八記載，鄭元的奏章則是在元和三年，而非元和六年: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鄭元修奏:“王公士庶喪葬節制，一品、二品、三品爲一等，四品、五品爲一等。六品至九品爲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其無邑號者，准夫、子品。廕子孫未有官者，降損有差。其兇器悉請以瓦木爲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命頒下，事竟不行^[10]。

四庫館臣認爲:“(《唐會要》)今僅傳鈔本，脫誤頗多。”校注者以爲:文中的“鄭元修”，就是《舊唐書》記載的鄭元。按照《舊唐書》記載:“元和四年，以疾辭職，守本官，逾月卒。”那麼，鄭元於元和六年向朝廷獻喪葬奏章之事，就根本沒有可能了。再考察《唐會要》元和三年五月”條之後所載內容，實則爲《五代會要》採擷:

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園宅方五尺，下帳高方三尺，共置五十舁。挽三十六人……所造明器，並令用瓦，不得過七寸。以前刑部尚書、兼京兆尹鄭元修，詳定品官葬給。素有章程。歲月滋深，名數差異，使人知禁，須重發明制，庶可經久。伏以喪葬條件明示所司，如五作及工匠之徒捉搦之後，自合准前後敕文科繩，所司不得更之。喪孝之家，妄有捉搦，只坐工人，亦不得句留，令過時日。”敕旨:“宜依。”^[11]

“條流”就是規定的意思，如《通典·職官二二》:“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眾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12]很明顯，這是由朝廷頒發的一個規章制度;本條最後一段，則提醒閱讀者，本規章制度的頒佈，是基於鄭元之前的提議已經荒廢，所以需要重新確定:“以前刑部尚書、兼京兆尹鄭元修，詳定品官葬給。素有章程。歲月滋深，名數差異，使人知禁，須重發明制，庶可經久。”最後一句:“敕旨:‘宜依。”則提醒我們:這是一道經過皇帝同意的“敕旨。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按照唐朝的中書省、門下省的職責，這個敕旨當是由中書省草擬，門下省同意，並經過皇帝簽署，成爲規章的一個制度——這與鄭元元和三年的奏章有關，但卻並非鄭元所撰寫，卻是明白無誤的。

《五代會要》喪葬篇照搬了《唐會要》喪葬篇部分內容，文字雖略有不同，但大多是傳抄中發生的訛誤。(這也提醒校對者，《唐會要》和《五代會要》可以互校。)按常理說，王溥熟稔唐及五代典章制度，爲何在一個重要文獻材料上，卻出現了明顯互相抵牾的說法?

我以爲錯誤的發生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當王溥依據《唐會要》，裁剪編寫《五代會要》的時候，沒有認真考辯，而所摘抄的文字和鄭元的奏議又混淆在一起，王溥想當然地把兩段文字嫁接在一起;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上奏議給後唐皇帝的御史中丞盧文紀，他在摘抄史料的過程中出錯了，王溥雖然知道這種錯誤，但爲了“秉筆直書”，也只能將錯就錯。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既不能找出盧文紀的原文，更難以窺探王溥撰寫《五代會要》時的心態;但作爲後來的學者，一定要知道這種錯誤的存在，以免被其誤導。

(作者單位: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注释】

[1]本文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6年度學科”共建項目，“五代十國墓誌研究”(課題編號GD16XLS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宋)歐陽脩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8頁。

[3]柴德賡:《史籍舉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04頁。

[4](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5](宋)王溥:《五代會要·喪葬上》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138頁。

[6](後晉)劉煦等撰:《舊唐書·鄭元傳》卷一百四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68頁。

[7]《舊唐書·憲宗紀》卷十四，第427頁。

[8](元)脫脫等撰:《宋史》卷二百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8801頁。

[9](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10](宋)王溥撰，牛繼清校正:《唐會要校正》卷三十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597頁。

[11]《唐會要校正》卷三十八，第597頁。

[12](宋)杜佑撰:《通典·職官二二》卷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