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徽定遠爐橋鎮，相傳爲漢末曹操建爐鑄造兵器之地。明末清初，徽州休寧人方景蕃因躲避家鄉戰亂至此暫住，後於順治八年(1651)舉家遷居爐橋鎮經商。這是爐橋方氏興起的開端。道光年間，爐橋方氏後人方士淦曾説:“予先世家於休寧，五世祖公衍公國初以布衣遷居爐橋，時兵燹之餘，行篋中書劍自隨。高祖兼山公績學篤行，始入定遠籍。曾祖厚齋公邑庠生，敦品誼稱長者。皆以伯祖餘齋公，貴贈如公官。”^[2]這就是説，爐橋方氏出身休寧徽商，從第一代方景蕃(字公衍)遷居爐橋經商、第二代方文(號兼山)入籍定遠轉而治學，到第三代方建極(字厚齋)成爲定遠縣生員、第四代方煒(號餘齋)考中舉人、進士並官任浙江督糧道等職，爐橋方氏經過三、四代人努力，最終完成了從僑寓到土著，從商賈到業儒爲官的轉變。此後，據方氏家譜記載，爐橋方氏科名鼎盛，人才輩出，先後有進士8人、舉人20人、貢生102人、秀才158人^[3]。其中從政文官多達132人、武職2人^[4]。特別是方士淦、方士鼐與其子侄方濬頤、方濬師、方濬益以及第三代方燕昭、方燕年兄弟，在功名和學術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流傳至今的著作多達96種^[5]。其中，頗受後人推崇的是方濬益、方煥經等人的金石著作。

方濬益是定遠爐橋方氏家族中最早關注金石的學者，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曾記載:“方濬益字子箴，定遠人，翰林外任廣東督糧道、鹽運使，移兩淮，擢四川臬司……藏古玩書畫，多不可紀，著有《夢園書畫録》……好吟詠，有《二知軒詩集》五十餘卷”^[6]。但是，這個記載全誤，所述實爲方濬益族兄方濬頤事蹟，與方濬益本人無關。較爲可信的記載，見於褚德彝《金石學録續補》上卷^[7]:

方濬益字子聽，又號伯裕，安徽定遠人。咸豐辛酉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江蘇知縣。好金石，多識古文奇字。節縮衣食以購古器，藏有鳳伯敦、剌鼎、意敦、哉叔朕鼎等數十器，又於鳳臺得餅金十餘品。歸田後貧甚，所畜古器半售予吳愙齋、沈耦園二中丞。

這段記述後來被金天翮録入《皖志列傳稿》中流傳^[8]，但其中有三處明顯錯誤:(1)誤記方濬益爲“咸豐辛酉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録索引》和《增校清朝進士提名碑録》等書記載，咸豐時期的進士科先後共五科，即壬子、癸丑、丙辰、己未、庚申，無辛酉科。又按方氏家譜記載，方濬益“堂行九，監生，江蘇候補知縣，歷署南匯、奉賢知縣，以子孝傑官封中憲大夫”^[9]，可知其任官之前爲監生，其後未曾中舉，不可能是進士。在方燕年《硃卷》附録宗親事蹟中，方濬益履歷爲“監生，江蘇候補知縣，賞加同知銜，補用直隸州知州，歷署南匯、奉賢知縣”^[10]。《光緒南匯縣志》同載:“方濬益，監生，同治九年署。”^[11]《啖蔗軒自訂年譜》補記:“庚申秋……濬益由州判薦升江蘇知縣，加同知銜。”^[12]由此可知，方濬益出任南匯知縣是因“薦升”而非進士及第。按當時“非進士不入翰林”慣例，可知其未任翰林院庶吉士。(2)誤記方濬益收藏銅器的數量爲“數十器”。作爲金石學家，方濬益畢生致力於收藏銅器，他曾於1878年自述“既求得商周、兩漢彝器百數十種，又搜輯嘉道以來及近世海內臧器家拓本千餘通，因篹録以續阮文達公《積古齋款識》之後”^[13]，可知當時收藏銅器已多達100多件、拓本1000餘種，數量絕不止“數十器”。(3)誤記方濬益晚年“歸田後貧甚”。據現有材料，光緒七至十年(1881—1884)方濬益曾任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14]，其間兒子方孝傑官任刑部主事^[15]，歸國後又入張之洞幕府任職，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辭官居住在京師海波寺街寓所編訂《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6]，生活相當優裕。此後，其侄孫方燕年回憶説:“光緒戊戌、己亥間(1898—1899)，燕年奉先君諱侍母居京師，暇日輒謁公海波寺街寓齋。公坐南窗下，敷冊於案，手矻矻不絕書，即此稿。且書且詢，語他事或起，環行室中。一日，顧燕年曰:‘此書寫成，可四五十卷，今過半，他日汝爲我校之。’燕年肅立，唯唯。”^[17]可見，方濬益晚年居住在京城寓所，生活無憂，專心著書，並非褚氏所謂“歸田後貧甚”云云。關於方濬益生平事蹟最可信的記載，是方氏自述所謂“濬益幼好古石刻，近尤篤嗜吉金文字”^[18]，以及方燕年的如下敘録^[19]:

族祖父子聽公……諱濬益，一字謙受，又字伯裕。博學，工爲文，精詁訓，善書畫，畫不多作。嘗攝江蘇南匯、奉賢知縣，罣吏議免官。從黎庶昌節使於日本，佐張文襄莫府於武昌。晚歲開復，遂不仕，以子孝傑長孺官刑部主事，就養京師終焉。

從這些記述可知，方濬益自幼喜好石刻，成年篤嗜金石文字，博學多才，工詩文，擅長書法、繪畫，晚年精通訓詁，專心於金文考證，著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等書。然而，上述材料並未提及方濬益的生卒年月。1925年容庚先生編録方濬益生平時，曾説方氏“卒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十餘”^[20]。後來，又説方氏“卒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六十餘”^[21]。今人多采信容氏後説，認爲方濬益生年不詳，卒於1899年。其實，目前流行的這個説法不確。首先，據方氏家譜記載，方濬益“生於道光丙申年三月初四日”^[22]，即西元1836年4月19日。其次，方燕年曾説“庚子三月反京師，公已於臘月廿八日逝矣”^[23]，可知方濬益病逝在庚子前一年己亥即光緒二十五年臘月廿八日。光緒二十五年按西曆爲1899年，但該年臘月廿八日已是西曆1900年1月28日。綜上可知，方濬益的生卒年月爲1836年4月19日至1900年1月28日。

方濬益之後，爐橋方氏家族中出現了一些關注金石的學者，他們對推動當時金石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由於各種各樣的歷史原因，他們的生平事蹟已經大多湮沒無聞了。茲據目力所及，略作鈎沉如下。

方孝傑(1853—1900)字長孺，廩生，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拔貢，欽定七品京官，刑部奉天司行走。光緒十一年乙酉科(1885)順天鄉試舉人，刑部主事、四川司行走。光緒二十三年(1897)任職山西商務局，曾參與籌辦修築太原至正定鐵路借款事宜。方孝傑自幼受父親方濬益影響，喜好收藏金石，精通訓詁，曾因正確釋讀楚幣銘文而聞名後世。“此金鈑銘二字印款……出壽州、鳳臺二邑田間，相傳以爲漢淮南王劉安好神仙方士燒丹所遺”，自北宋沈括《夢溪筆談》釋爲“劉主”以來，至清代李兆洛《鳳臺縣志》仍沿襲舊説，方濬益認爲“前此以爲漢器者皆誤也，右一字從邑從呈是‘郢’字”，其“長男孝傑復釋左一字爲‘爰’，謂即鍰字，古文釿”^[24]。這一見解，與吳大澂“二鍰爲一釿”之説相合。可惜的是，方孝傑於1900年7月死於庚子國難，其著作未見存世流傳。

方燕年(1873—?)字祈叔，號鶴人。光緒十四年戊子科(1888)鄉試舉人，次年己丑科會試貢士，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進士，户部主事候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山東候補道員，先後督辦山東洋務局、省城學堂、赴日遊學等事務^[25]，後任山東提學使、山東大學堂總辦，著有《蒙學韻言》、《瀛洲觀學記》等。方燕年留意於金石學，深受族祖父方濬益器重，曾受命校訂《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著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序》、《方子聽先生事略》等。

方燕庚(1874—?)字希白，庠生，光緒十九年(1893)癸巳科舉人，歷任清內閣中書、農工商部主事、民國中國銀行籌備處主任、安徽民政長公署秘書、寧湘鐵路工程局秘書、蒙藏院司長等職^[26]。方燕庚是方燕年堂弟，曾考訂《綴遺齋彝器考釋》目録，著有《綴遺齋彝器考釋跋》、《寶楚齋彝器圖釋跋》等。

方煥經(1875—?)，字伯常，齋號寶楚，清廩生，方燕庚堂弟。曾任民國中國銀行總裁孫多森機要秘書^[27]、中孚銀行總理監事、交通部秘書上辦事行走、寧湘鐵路工程局總務科科長等職。方煥經喜交遊，富收藏，曾在壽縣與顧震褔、薛宜興等組建謎會，後與方燕年、方燕庚等共同籌措出版方濬益遺著。1933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銅器出土後，方煥經多方搜求，收藏有鑄客鼎等數十器，著有《壽縣楚器出土記》、《寶楚齋藏器圖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