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書概況:對朱子禮書的承繼和創新

《禮書綱目》參稽眾籍，據四庫館臣統計，《綱目》共引書48種，其中經部13種、附經4種、雜書8種、子書5種、兵書5種、史書4種、類書1種、字書算書各1種、宋儒集6種，加上注解，共93種^[2]。分別如下:

經部十三種:1.《儀禮》，鄭康成《注》、賈公彥《疏》。2.《周禮》，鄭康成《注》、賈公彥《疏》。3.《禮記》，鄭康成《注》、孔穎達《疏》。4.《易》，程子《傳》、朱子《本義》。5.《書》，孔安國《傳》、孔穎達《疏》、蔡沈(沉)《集傳》。6.《詩》，毛萇《傳》、鄭康成《箋》、朱子《集傳》。7.《春秋左氏傳》，杜預《注》、孔穎達《疏》。8.《春秋公羊傳》，何休《注》、長孫無忌《疏》。9.《春秋穀梁傳》，范寧《注》、楊世勛《疏》。10.《論語》，何晏《集解》、邢昺《疏》、朱子《集注》。11.《孝經》，唐明皇《注》、邢昺《疏》、朱子《刊誤》。12.《孟子》，趙歧《注》、孫奭《疏》、朱子《集注》。13.《爾雅》，郭璞《注》、邢昺《疏》。

附經四種:1.《大戴禮記》，鄭康成注。2.《國語》，韋昭注。3.《孔子家語》，王肅注。4.伏生《尚書大傳》，鄭康成注。

雜書八種:1.《汲冢周書》，孔晁注。2.《呂氏春秋》，高誘注。3.賈誼《新書》。4.劉向《説苑》。5.劉向《新序》。6.劉向《列女傳》。7.劉向《世本》。8.班固《白虎通》。

子書五種:1.《管子》，房玄齡注。2.《莊子》，郭象注。3.《荀子》，楊倞注。4.《淮南子》，高誘注。5.《孔叢子》。

兵書五種:1.《握機經》。2.《三略》。3.《六韜》。4.《司馬法》。5.《李靖對》。

史書四種:1.《史記》，司馬貞《索隱》。2.《漢書》，顏師古注。3.《後漢書》。4.《資治通鑒》。

類書:杜氏《通典》。

字書算書各一種:1.許慎《説文解字》。2.《九章算術》。

宋儒集六種:1.《儀禮經傳通解》，朱子編、勉齋黃氏續編。2.《朱子文集》。3.《朱子語類》。4.朱子《易學啟蒙》。5.陳祥道《禮書》。6.蔡氏《律呂新書》。

按編撰計劃，《禮書綱目》缺少疏解和諸儒議論，汪紱指出“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搜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爲闕略也。”^[3]相較於朱子《通解》，《綱目》僅保留古注，幾乎完全刪削了注疏，僅在必要時以按語的形式出現。這樣的背景下，高達93種的各類引書，證明著江永學術視野的廣闊。表面上看，江永引書涵蓋經、史、子、集而無孑遺，尤以對兵書、字書、算書的引用，在補充資料的同時，含有輯佚的性質，爲後世學者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幫助，爲清代輯佚學的繁興起到了推進作用^[4]。但覆按引書，則發現其主据三《禮》，對兵書、字數等的引用，頻率較低，《三略》《六韜》《李靖對》《九章算術》引用次數均1次。綜合來看，江永的引書主要在《通解》的基礎上進行，有時并未覆核原書，如引《握機經》1次，而且据《通解》轉引;引《通鑒》3次，亦轉引自《通解》。這説明，《禮書綱目》在材料上的擇選上并未有突破，其主要的調整是結構的更定和體系的構建。

江永禮書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爲基礎進行增訂，引書的突出特點，一是刪除疏解，二是節引經注。江永刪削了朱子《通解》的釋文、訓詁，和疏解，但保留了古注。一方面，刪削疏解可以使所編禮書更簡潔;另一方面，保留魏晉古注，以及在關鍵問題上保留部分疏解，不會降低所編禮書的學術價值。

對於魏晉古注的保留，體現出江永對朱熹學術的承繼與超越。如對禮學文本的引用，江永在注疏上遵從朱熹，採納鄭注，在異議處以按語形式徵引疏解。對鄭注的採納值得注意，因爲清初《儀禮》學深受敖繼公《儀禮集説》的影響，《禮記》學一尊陳澔《禮記集説》，鄭注並未被學者廣泛接受。此種背景下，江永選擇在異議處保留鄭注和孔、賈疏解，表現出對於朱熹《通解》的認同。

《綱目》對所甄選的材料，往往採取節引的形式，這種形式亦承自朱子禮書。朱子《通解》往往節引禮學材料，外表上看似完整，如不覆按原文，常常讓人產生誤解，如朱熹實際上節引《儀禮》鄭注、賈疏，但因爲自宋元以來，《儀禮》的研究不受重視，學者對於《儀禮》的研究往往依賴於《通解》所保留的經文和鄭注、賈疏。尤其是朱子對鄭注的節略，由於形式上看似完整，甚至讓精於校勘的阮元產生誤解，以爲全引了鄭注。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嘉慶時黃丕烈發現《儀禮》單疏本，朱熹對鄭注、賈疏的節引才被發現^[5]。

《禮書綱目》對禮書材料的引據，並非選取全文，而是根據需要進行省減，其中尤以對《春秋》三傳和注解的省減爲最。如所補《冠昏記》“諸侯天子昏禮”，江永在《春秋》引文同一年度、同一經文下，分引《春秋》三傳注解，每《傳》之前並不標注年月，甚至節引相關經文，只保留傳注^[6]。有時甚至據需要對行文進行改寫，如《歷數》“治曆”章，經文引《左傳·昭十七年》，江氏按文意改成“少暤氏以鳥名官”，後接分司四職之官^[7]。江永對諸子、史傳等材料的處理亦是如此，如《冠禮》“奠摯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綱目》附《晉語》“趙文子冠”，節引《國語》相關引文，韋昭注亦隨之省略^[8]。江永禮書在《通解》基礎上進行增訂，對材料進行節引，行文簡潔，綱舉目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