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正道

【基金項目】四川省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SC17C049);四川省教育厅重點項目(18SA0211)。

禮書編撰的成功取決於體系和材料的某種平衡^[1]，其先務是禮學資料的收集。儘管已有《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和注疏，以及歷朝學者的相關研究可資借鑒，但禮學資料的收集還有提升的空間，尤其是那些保存於上古墳典中的大量禮儀記載，證明逸禮的存在。但是開掘這些寶藏卻頗費周章，因爲古書流傳隨時間遷移會發生古今懸隔等問題，於是不斷有新的注解的出現。這些注解的層纍，極易造成禮書編撰過於冗繁，杜佑《通典》、陳祥道《禮書》、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尤其是黃干、楊復續編的《喪禮》《祭禮》部分，未能有效解決體系和材料的矛盾，受到四庫舘臣的批評。江永通過刪削注疏，保留古注的辦法，意外地解決了體系和材料的矛盾。在材料的使用上，由於漢宋學術的差別，不同注疏代表不同觀點，江永選擇性地引用書注，表徵他的學術態度。通過考察江氏引書注的具體情況，可窺觀清代前中期學風。